反哺——虚构人物对小说作者的逆向创造（2 / 2）

我和贾梦玮的关系是有点特殊的，我们经常聊聊小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好，喜欢聊小说，一旦聊起小说来，我就是一话痨。一旦有人愿意，我就盯着谁。我特别喜欢和李敬泽聊，这个许多人都知道，一位批评家告诉我，你和李老师的聊天都成为“美谈”了，是“文坛佳话”呢。可是，有点遗憾，我和梦玮老弟的聊天很不“佳话”。多年之后，我听到了这样一个可歌可泣并洞若观火的说法，说，“两个人经常关在办公室里，一聊就是一个下午”。好吧。这句话很好。从语言修辞学的分类上来说，这个例句类属于“单位”修辞。“单位”修辞有一个基本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的严密性和客观性。那句话是客观的，很正确。

就着威士忌，我们的话题扯到《玉秀》上来了。附带着我要说一句，我在《钟山》上刊发过很多作品，多到可以出一本很像样的小说集了。1998年之后，我所有作品的责任编辑都是贾梦玮。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次我把小说稿交到贾责编的手上，贾责编都会呈现出他雄伟的责任心，他一定会给我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没有一次例外。——主办方当然是《钟山》编辑部，出席会议的代表是两个人：责编贾梦玮，作者毕飞宇。会议是奢侈的，有威士忌。我要说，贾责编天生就该是一个文学编辑，他对自己的刊物有荣誉感。重要的是，眼光独到，毒，总是能够在你的小说里头找到不能满意的蛛丝马迹。这样的特征落实到具体的小说文本上来，那就是苛刻。

我对自己其实已经很苛刻了，但是，贾梦玮对我更苛刻。在这一点上贾梦玮和业已离开《钟山》的范小天老哥特别地像。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范小天一直对我说不，我告诉他，“这个作品很好的”，他还是说不。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他才接受了我的作品。我永远感谢他。范小天离开《钟山》了，贾梦玮来了。可我的处境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善。即使是去年，2014年，我已是一个年过半百、“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了，拙作《虚拟》也是改了又改之后才刊发的。贾责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容易吗我”。今天，我要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送给贾责编：遇上你这样的责编，我容易吗我。

我很想在此讨论一件事，那就是写作的自信。在许多人的眼里，我是一个无比自信、无比自负的家伙。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准确地说，每一次写作的开始阶段，我的确是自信的，那样的自信甚至能产生美妙的错觉，觉得自己是愚公，可以移山。但是很不幸，每当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中篇和长篇——我的自信就会荡然无存。所谓丧失自信，其实就是丧失判断。我不自信自然有不自信的理由，——在许多时候，写作真的会产生柏拉图所描述的那个“迷狂”，这样的“迷狂”会带来生理上的快感，生理上的快感势必会带来异乎寻常的自我评判，像酒后。然而，麻烦就在这里，酒会醒，好状态却不容易醒。一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你好不容易醒来了，你突然发现了，判断了，你在“迷狂”之中搂住的并不是黄金，是一堆屎。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拥抱一堆屎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你很难微笑着轻吻怀抱里的怪物。

事情就是这样的，和屎拥抱多了，你的自信会动摇。可我依然要说，丧失自信也不是大事，你可以选择倾听，你可以选择虚心，你甚至还可以选择谦卑。我可以请教别人的。

虽然在喝酒，可我最关心的事情其实是这个：贾责编，你告诉我，这样写玉秀你能不能接受？

贾责编说，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说，《玉秀》肯定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读者，这样的玉秀我不能接受，太残酷了。

贾责编的话让我很不舒服，我清楚地记得，我很不舒服。可以假定，如果贾梦玮告诉我，《玉秀》很好，我想我立即就会得到一个借口，然后，想方设法去忘掉玉秀，安安静静地去写《玉秧》。但是，某种意义上说，贾梦玮的话又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我看到了解脱，是解脱的希望。这同样是一个借口。我想说，一个人在失去自信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他需要一种外部的力量，——他愿意相信的力量，——他可以凭借的借口。我一直说，在生活里，有一种最为神奇的东西，它就是借口。

我告诉梦玮，《玉秀》你先放下，我要再想想。

但是，让玉秀活下去，这个谈何容易。在一部小说的内部，有它完整的运行系统，没有一个部分是真正独立的。写过小说的人一定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修改小说的结尾，有时候会修改到小说的开头。回家之后我打开了我的电脑，我找到玉秀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个部分，然后，拉黑，一直拉到小说的结尾。我几乎没有犹豫，一点鼠标，删了。我知道的，在这些地方我必须铁石心肠。不能犹豫。一旦犹豫，我就彻底失去了勇气。删了，没了，找不到了，心里头反而踏实。

《玉秀》这个小说真的很有意思。在我写到不到两万字的时候，我四岁的儿子趁我离机，悄悄走进了我的书房。他喜欢玩电脑，尤其喜欢键盘和鼠标。他的小手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敲打。在我再一次回到书房之后，《玉秀》神秘地消失了，一个字都没有了。我要承认，我在电脑上是一个白痴，但是，因为恐慌，更因为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拿起鼠标，到处找。就在当天晚上，我把江苏作协的电脑专家张荣彩请到了家里，渴望能够看到奇迹。奇迹没有发生。张荣彩十分遗憾地告诉我，如果我不乱动，他也许能帮我找到，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我还是心存侥幸。夜里头，梦玮帮我找来了一位“天才”。忙活到半夜，“天才”说：“实在对不起。”在他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想夸张，我的脑袋上冒出了青烟，差一点就晕厥了。多年之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句摇滚般的唱词：我晕，我晕，我晕、晕、晕。直到今天，一看到这句话我还会想起我的《玉秀》。我望着无辜的儿子，一点一点地控制住我自己，一点一点地安慰我自己，——你行的，你需要的只是安静下来。真正的奇迹还是出现了。依靠《玉米》所延续下来的那种叙事语气，一点一点的，我居然又捞回来了。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练就了一项小小的本领，无论处境多么不堪，只要我想写，我都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

《玉秀》的前半部分我其实写了两遍，在此，我必须向我的朋友们道歉。那些日子我不够体面，到处哭诉，就差眼泪和鼻涕了。现在，我必须面对《玉秀》后半部分的第二次书写了。当然，不一样。这一次没有记忆可以依傍，我能做的事情只是“重写”。我要说，我的重写表现出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骄傲，我很淡定。我有淡定的理由，玉秀没死，她还活着。无论她未来的人生怎样艰难，我们一起来面对。玉秀不再窒息了，她身体内部的孩子不再窒息了，我也不再窒息了。从窒息当中返回自由的呼吸足以保证一个人的淡定。玉秀是这样告诉我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则对玉秀说，天无绝小说之路。

时光从来都不能倒流。我所见过的时光倒流只有一次，那在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上。这部天才的、流光溢彩的无厘头让我震颤。我想说的是，任何人都不具备超现实的力量，我更不具备，但是，没有电光火石，仅仅依靠“活下去”的愿望，时光真的倒流了。在我的写作生涯里，这是虚构所授予我的最高奖励。我没有获奖感言，只有心平气和。

4个月过去了，最终，我把遍体鳞伤但依然活着的玉秀带到了贾梦玮的面前。这不只是一部作品的完成，我愿意把它看作自己的成长。我说“成长”可不是一句空话，它有非常具体的内容。——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对想象力有了一些修正性的认识。

毫无疑问，想象力是最神奇的孩子，他白衣胜雪，光芒四射，万千宠爱在一身。我爱他。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要说，你不能为所欲为。在任何时候，为所欲为都意味着邪恶。哪怕你正在做一件最为正确的事情，你也不能侵犯一个普通人——比如说，我——最基本的、最日常的情感。你不该无视我的感受，无论我多么爱你。你没有资格让我臣服。如果你太过分、太骄横，那么孩子，你坐下来，我想我们该谈一谈了。我想和你谈一谈权力，——你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你的权力该不该受到制衡？

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小说家究竟该拥有多大的权力？作家在他所虚构的人物面前可以不可以为所欲为？严格地说，这不是我“思考”得来的问题，不涉及“形而上”。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年轻的乡村姑娘，她美丽、轻浮、虚荣。她叫玉秀。她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质疑的虚构人物。是她，让我真正面对了人类的基本情感。同样是她，让我真正面对了人类架构性的基本常识。可以说，我塑造了玉秀，玉秀也再造了我。

如果你一定要说，《玉秀》的第一稿比《玉秀》的第二稿更有力、更锐利、更传奇，我会这样告诉你，那又怎么样？我是一个骄傲的男人，《玉秀》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小说家的职业自豪，这就比什么都重要。

2015年3月11日二稿于南京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