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六十六章 最后的努力（1 / 2）

 2052年初，在欧盟的强烈要求与积极联络下，“国际金融首脑峰会”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召开。

与大会的名称一样，这就是一次专门商讨金融问题的国家首脑会议。

虽然以当时的情况，根本没人相信，已经在为战争做准备的共和国与美国会响应欧盟的号召，重新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但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以欧盟为首的众多中立势力为阻止战争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峰会召开前，共和国2051财年度与美国2051到2052财年度的国防预算早已出台，而且两国在2050财年度与2050到2051财年度的实际国防开支也已核算完毕，如同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共和国2051财年度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再次超过15%，而且是在2050财年度实际国防开支的基础上超出，美国的情况也相差不大，2051到2052财年度的国防预算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8.4%。更重要的是，两国实际国防开支均超过预算，而且超支幅度在20%左右，远远超过外界预测。如此一来，在2051财年度{美国是2051到2052财年度}，共和国与美国的国防预算占到了中央政府{美国是联邦政府}预算总支出的30%左右，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10%。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到2055年的时候，共和国的国防开支将占到中央财政预算的60%，国民生产总值的20%，美国的情况差不多。如此一来，最迟在2056年，共和国与美国的经济就会因为庞大的国防开支而透不过气来，到时候双方都会想方设法的向外转嫁矛盾。

在此情况下，谁也不会指望共和国与美国悬崖勒马。

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增加国防开支容易，削减国防开支却不容易。

所有军事项目都是长期投入、长期回报的项目，即便是陆军的装备发展项目，从立项到正式装备部队，也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如此一来，除非共和国与美国能够忍受国防力量严重降低带来的影响，不然两国均不可能像增加国防预算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削减国防预算。要知道，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因为有大量在冷战期间立项的军事项目，所以美国花了大约20年才缓过气来，结束或者终止了所有在冷战期间立项的军事项目，针对新的国际威胁来发展国防军事力量。与美苏冷战时的情况一样，在中美冷战中，双方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就意味着被动、意味着落后、意味着失败。

如果在40年代前，问题也许没有这么严重。

不管怎么说，在2041年的中东战争前，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以间接对抗为主，虽然双方都明白，只要一方不肯放弃霸权、另外一方又不肯放弃对霸权的追求，正面冲突迟早都会爆发，区别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双方都有所顾忌，对能否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击败对手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双方都不希望把间接对抗发展成直接对抗，也就不希望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与对手打一场全面战争。

中东战争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化。

虽然在外界看来，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与土耳其顶住了共和队的猛攻，即便土耳其丢掉了其东南部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美以土也是胜利者，要知道，在此之前20多年间，共和国还没有在一场没有获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中与对手签署停战协议。但是对共和国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完全不在谁控制了库尔德斯坦。对共和国来说，这场战争证明，美国的的实际军事实力要比起外在表现差得多，特别是陆军与空军，战斗力远没有对外宣传的那么强大。对美国来说，这场战争也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共和国的实际战争承受能力绝对没有外界认为的那么强大，不然共和国不会仅投入10多万地面部队。当然，双方的领导人还认识到了一个对双方来说都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超级大国间的正面对抗，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可怕。

虽然根据后来解密的一些资料，在中东战争期间，美国与共和国的军事机构都制订了使用核武器打击对方的战术与战略计划，甚至为战争失去控制引发核战争做好了准备，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双方的领导人都没有考虑使用核武器，更没有想过要用核武器对对方本土进行战略打击。事实上，双方军队的高级将领也非常理智。整个战争期间，杜奇威与裴承毅都没有使用核武器的想法，甚至都在避免使用大威力武器。

当然，谁也不能忽视中东战争的局限性。

虽然共和国与美国都对中东地区志在必得，而且绝对无法容忍对方的存在，但是双方都知道，在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工作之前，中东地区的冲突与战争绝对不会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正是如此，在中东战争结束之后，共和国与美国都对全球战略做了调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知道，世界大战已经无法避免，谁能首先做好战争准备，谁就能在战争中抢得先机，从而掌握更大的胜算。事实上，2042年之后，共和国与美国的国内政局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比如颜靖宇在2047年顺利当上了共和国国家元首，美国共和党则在2044年与2048年的大选中相继获胜，从而获得了21世纪以来最长的连续执政周期。这一迹象足以证明，双方的决策者都知道，绝对不能在战争爆发前自乱阵脚。

更重要的是，还得打乱对方的阵脚。

这就是双方在2050年扩大国防开支，在2051年大搞金融风波的主要原因。

虽然受大萧条与国际势力变化影响，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也就是印度战争结束之后，以美国为主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体系就分崩离析，地区性经济共同体与区域性自由贸易区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约集团、以及以共和国为主导的集约集团是新的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的典型代表。但是谁都不能否认，不管是共和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希望问鼎霸主地位的国家与集团，均与竞争对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与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以欧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根据联合国在2045年做的一次调查，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共同体与自由贸易区，即共和国主导的集约集团与美国主导的西约集团的交往程度在40%左右，即两大贸易区之间的经济往来相当于其内部流通的40%。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指标。如果算是由法德意领导的欧盟主导的“欧非集团”{即欧盟与北非经济安全集团}、由俄罗斯主导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由巴西主导的“拉美自由贸易区”、由南非主导的“非盟”、由埃及主导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实际影响并不大}，全球各主要经济共同体与自由贸易区的交往程度在50%以上，世界经济仍然具有足够高的流动性。

正是如此，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知道，在金融上下狠手，肯定会给对方造成影响。

事实上，在进入50年代之前，共和国与美国都在避免制造金融动荡。要知道，在多方争霸的时候，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主导整个国际金融秩序，也就不可能采取独霸政策来打压与剥削其他国家。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除了共和国、美国与欧盟之外，包括俄罗斯这种准大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相对灵活的对外金融政策。拿埃及来说，在2045年的时候，埃及持有的外汇中，人民币占41%，美元占22%、欧元占31%，埃及央行会根据三种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来调整所占比例。如此一来，如果人民币贬值，埃及央行就抛掉人民币，换进美元或者欧元，如果美元贬值，则换进人民币或者欧元。因为共和国与美国的政策往往相互对立，而且国际金融市场也会根据共和国与美国的政策发生波动，所以人民币贬值往往意味着美元升值，而美元贬值则往往等同于人民币升值。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不会轻易让货币贬值，因为这会让地方获得好处。

可以说，这也正是2035年之后的10多年间，在两强相争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能够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正是冷战的一大特点。在美苏冷战期间，双方货币的币值也相对稳定，为了使货币汇率保持稳定，双方甚至会牺牲部分国家利益。比如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经济就出了问题，美元就应该贬值，但是直到70年代中期，即阿拉伯国家发起针对西方世界的石油战争，引发了经济危机之后，美元才大幅度贬值，而在此之前，美国政府一直在维护美元的币值。

正是如此，当美国与共和国先后在金融上做文章的时候，才会有人认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换句话说，只有在为世界大战做准备的情况下，两国才会在金融领域展开厮杀。要知道，只要美元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即便双方改变初衷，不再认为战争能够解决问题，希望避免战争，也无法挽回金融上的损失。也就是说，走到这一步，不管双方是否愿意，别说后退，即便停止前进，都将输得一干二净。

由此可见，欧盟确实在为阻止战争做最后的努力，而且找对了方向。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美国与共和国当局有避免战争的想法，只要能够挽回双方在金融领域的损失，就有可能让双方回心转意，不再把战争当成打垮对手的唯一方法，而具有这个能力的也就只有欧盟。

峰会上，欧盟轮值主席意大利总理明确表示，欧盟愿意与其他任何国家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