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六十八章 必争之地（2 / 2）

总而言之，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都在刻意打压澳大利亚。

根据在2045年解密的一份资料，在全面消费核武器的战略谈判中，共和国当局就一度拒绝将澳大利亚列入“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之中，认为澳大利亚接受了美国的战略保护，就没有理由发展核武器，也就没有理由参与伦敦谈判。如果不是美国一再坚持，澳大利亚很有可能被排除在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之外。

由此可见，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在此情况下，澳大利亚国内社会思想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

大约在2024年，半岛战争结束后不久，澳大利亚国内兴起了一股“共和”潮，一些社团与政党认为，澳大利亚要想成为一个美国那样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就得拥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必须拥有的全部主权，比如从公民中选举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以及实际决策能力的国家元首。如此一来，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就得发生变动，废除已经严重落后的君主立宪制，转变为共和制国家。当时，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应该像1999年那样，由全民公决来决定澳大利亚的基本政治体制。因为在1999年的公决中，大部分公民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即维持与英国的关系，而且这次表决的有效期为50年，所以要到2049年，才能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再次进行全民公决。也就是说，在2024年的时候，不管澳大利亚民间的“共和”声音有多么响亮，都要再等上25年。

从本质上讲，共和制就是澳大利亚希望摆脱美国的国民意愿的直接体现。

虽然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白人占据了社会主流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其他种族在澳大利亚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这其中就包括华人。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在2045年做的人口调查，在大约2.1亿公民中，白人仅有不到22%，混血人种占了45%，以华人为主的黄色人中占了17%{华人大约有2200万，为澳大利亚第五大族群}，黑人与印度人占了其余的16%。重要的是，在其他族群中，只有华人拥有可以与白人抗衡的经济实力。根据一家民间调查机构在同年公布的调查数据，占人口总量10.5%的2200万华人大约拥有澳大利亚社会财富的31%，而占人口总量22%的白人占有澳大利亚社财富的48%。单纯从平均占有率上计算，华人已经超过白人。即便从总量上计算，华人也比排第三位的印度人高出了24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希望澳大利亚共和的就是华人。

不管怎么说，拥有了财富之后，首先追求的就是政治权利，因为只有在掌握了政治权利之后，已经获得的社会财富才有安全保障。

当然，在华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也会有所改变。

可以说，如果不是华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即便到了2050年，华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仍然微乎其微，比如在联邦参众两院中，华人占的议席不到3%，不但远远低于所持有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低于人口比例}，恐怕在2035年之前，澳大利亚就会成为中立国家。

总而言之，在大萧条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一度希望与共和国走得更近一些。

可惜的是，在澳大利亚，拥有主宰权的仍然是白人，特别是具有英国血统的白人。拿澳大利亚的离任总理来说，直到2040年，即第一位具有土著人血统的总理出现之前，澳大利亚的总理都是白人，而且近七成具有英国血统。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情况正好说明，金钱买不来社会地位。

根据共和国当局在2045年公布的移民资料，从2044年开始，就有部分之前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选择回国发展，并且申请了共和国国籍{共和国一直不承认双重国籍，即只要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就不再是共和国公民}。导致华人回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澳大利亚没有政治地位。

由此可见，在澳洲问题上，不管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为了保护海外华人，共和国当局都没有理由手软，而要影响澳大利亚，就得控制印度尼西亚。

当然，要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早在印度战争之后，共和国就在向澳大利亚当局施加压力。比如在每两年一次的亚太地区合作与发展首脑峰会上，共和国国家元首都不会忘记提一件事情，即共和国当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当然，共和国国家元首只要见到澳大利亚总理就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比如澳大利亚当局应该切实重视华人的社会利益与政治需求，给予华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

事实上，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肯定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

根据后来解密的一份文件，早在2024年，即华人率先在澳大利亚倡导“共和”时，军情局就以非常隐秘的方式，通过一些欧洲华人开办的企业，向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提供了大约1000万澳元的活动经费，并且安排部分澳大利亚华人社团成员回到共和国，接受相关方面的专业培训。

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虽然军情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颠覆澳大利亚政权，实际上以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颠覆政权的意义并不明显，不管怎么说，仅占人口总量10%的华人不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流人群，至少不可能在21世纪中叶主宰澳大利亚，但是军情局的这些举措，却让澳大利亚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