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硝烟漫天 第八十八章 闪电般的战斗(1 / 2)
与美军指挥官一样,张雪峰也将战术指挥与火力控制交给了旗舰与各艘战舰上的火控计算机,而与美军指挥官不一样的是,张雪峰是按照作战守则设置为自动交战模式,而不是在得到计算机的提示之后做出决策。
这种细节上的差别,既体现出了交战双方的主动与被动关系,还决定了交战结果。
必须承认,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化战争中,人脑的逻辑分析能力与人类的反应速度已经成为限制武器系统作战能力的因素之一。可以说,从陆地到海洋、再到天空、乃至外层空间,几乎在所有空间战场上,人类都需要计算机提供的支持,特别是在战术决策与控制上的支持与协助。
就拿这场人类历史上由电磁炮在1000千米之外决胜负的海战来说,计算机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海军舰队官兵。
在下达了攻击命令之后,张雪峰就将战术决策权交给了旗舰的中央计算机。
虽然作为舰队司令,他随时可以取消计算机的决策权,改成人为决策,但是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他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以往的推延与演练都证明,在舰队炮战中,人的决策速度根本满足不了作战要求。
按照共和国海军的战术交战程序,旗舰的中央计算机会将战术行动分为三个阶段,即侦察与搜索、攻击、以及甄别,而后两个阶段可以重复进行,即在甄别出目标没有被摧毁的情况下,将重复攻击,直到将目标摧毁。虽然这一战术决策程序非常简单,但是实施起来却非常复杂。
如同前面提到的,中央计算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护航战舰发射“侦察炮弹”。
发射“侦察炮弹”是小事,可是要同时控制这么多的“侦察炮弹”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别的不说,建立1000多个高速通信频道就很不现实。当然,肯定有解决办法,而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侦察区域与舰队之间建立信息处理中转站。条件允许的话,应该用携带了高性能计算机的侦察机、或者舰队里的垂直起降巡逻机来扮演这个角色。显然,在这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如此一来,就只能使用一种与“侦察炮弹”一样,具有特别结构与特殊使命的“弹药”,这就是携带了信号处理系统与高速数据链“信号中转器”。因为是在极端情况下使用,而且这种时候往往意味着舰队的垂直起降巡逻机无法及时到达,所以与“侦察炮弹”一样,“信号中转器”由电磁炮发射。不同的是,“信号中转器”发射时所需的能量低得多,飞行速度也就慢得多,而且不需要在大气层外工作,而是要进入大气层,再依靠携带的升里系统,在距离地面大约20千米的高度上持续工作数分钟。为了避免落入敌手,泄露机密与先进技术,在工作结束之后,“信号中转器”还会自毁。
从技术角度出发,“信号中转器”也算不上高科技。
当然,这种“电子设备”仍然具有可取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能够对信号进行初期处理,并且用一种间错压缩技术同时发送数十份、甚至上百份不同的信息。这么做,不但能够提高信息的传递效率,还能有效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即敌人截获信息之后,因为没有解压缩所需要的软件与密码,也就不可能将信息完全还原。当然,在发送战术信息时,前者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在需要动用成百上千的“侦察炮弹”时,这种同时发送多份信息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在解决了信号传输问题之后,还得有效利用“侦察炮弹”。
当然,看上去,这要简单一些,即只需要安排每一枚“侦察炮弹”的弹道,就能有效利用所有“侦察炮弹”。问题是,这些“侦察炮弹”是从位于不同地点、连航行状态都不完全一样的10多艘战舰上的30多门电磁炮发射的,每一枚“侦察炮弹”的目的都不一样,加上要在短短数分钟内处理完这些信息,并且向所有战舰下达每一次射击的火控数据,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要在旗舰上配备性能强大的中央计算机,并且让中央计算机集中处理这些信息的主要原因。要知道,受制于通信效率、特别是无线通信效率的限制,由各舰上的火控计算机处理各自的信息,再由旗舰进行协调,需要在交换信息的时候花费大量时间,从而使信息处理信息效率降低,即延误战机。
拿处理1000枚“侦察炮弹”的火控信息来说,如果用2010年性能最强大的个人电子计算机来处理这些信息的话,至少需要持续工作1000年,如果用2020年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的话,也需要大约1年,如果用2030年的第一代神经网络计算机的话,则大约需要24小时,而使用“秦”号上的中央计算机,只用了100秒。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计算机性能的大幅度提升,也就不可能由计算机来控制交战行动。
事实上,处理这些前期火控数据还是最简单的事情。说得不客气一点,在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旗舰上的中央计算机甚至没有全速工作,资源占用率还不到5%。
随着“侦察炮弹”到达目标上空,传感器开始工作,侦察信息通过“信号中转器”传回舰队,真正的运算高峰才正式到来。
因为从理论上讲,旗舰上的中央计算机不可能同时处理这么多的信息,而且中央计算机还要负责处理舰队作战的其他信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占用中央计算机的全部资源,所以在收到“侦察炮弹”发回来的侦察信息的时候,中央计算机不会立即处理,而是将最先接收到的数据交给其他战舰上的火控计算机。由于采用了同步接受技术,即与旗舰同时接收了由“信号中转器”发回来的信息,所以在接到由旗舰发来的密码之后,其他战舰上的火控计算机就能对侦察信息进行分析。一般情况下,为了降低控制环节麻烦,各战舰会优先处理本舰发射的“侦察炮弹”发回来的信息。
虽然其他战舰的火控计算机的性能远远比不上旗舰上的中央计算机,但是这种分流方式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旗舰通信系统的压力,即旗舰不再需要接受友舰处理的原始信息,只需要获取友舰的信息处理结果。
问题是,火控计算机的性能确实不会高到哪里去,而信息量又大得惊人,所以最终还是得由旗舰上的中央计算机来处理友舰处理不了的信息。因为信息传输速度太快,所以友舰加入信息处理工作的时候,旗舰上的中央计算机也开始处理相关信息。
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候到来。
处理信息的根本目的是要从众多没有用的信息中找出有用的,即从“侦察炮弹”发回来的各种频谱的侦察照片中找出目标。为此,必须对处理后的信息做对比分析,才能从中找出有用的部分。
显然,这样的工作,只能由旗舰上的中央计算机负责。
在对比分析各种侦察信息的时候,中央计算机肯定会满负荷工作。因为耗电量过于惊人,而且电子元件不是都由常温超导材料制成{某些电子元件不能用超导材料制造},所以在全速运行的时候,中央计算机的发热量非常惊人,甚至超过了战舰上的反应堆,还会占用大量电能。可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只能在“秦”级上配备这种超级计算机的原因。其巨大的工作功率{实际上冷却系统占用的功率最大},让其他战舰很难在确保正常作战的情况下还让计算机满负荷运转。
万幸的是,某些时候,一套高效率的软件与一些关键信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前面已经提到,8艘“长滩”级在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因为补充弹药耽搁了几个小时,在此期间被共和国天军发射的小型侦察卫星发现,而这颗小型侦察卫星上就有合成孔径雷达与红外摄像机。也就是说,共和国海军掌握了“长滩”级主力舰的雷达特征与红外辐射特征。
配合专门为中央计算机开发的目标识别软件,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计算机的工作负担。
得益于此,在1点35分,也就是第51舰队被“侦察炮弹”发现后大约5分钟,“秦”号上的中央计算机就从海量侦察信息中找到了拥有的那几份,并且由此确定了第51舰队的准确位置。
这个时候,第51舰队的旗舰正在向其他7艘主力舰分配火控数据。
大约在1点36分左右,第51舰队的8艘“长滩”级主力舰开始发射“侦察炮弹”。
从时间上推算,第51舰队花了6分钟才完成准备工作,所有有人认为,“长滩”级的中央计算机不如“秦”级。显然,这一认识有点偏颇。对第51舰队反映速度影响最大的绝对不是旗舰中央计算机的性能,而是决策方式与决策过程。
前面已经提到,发现行踪暴露之后,美军指挥官把战术决策交给了中央计算机。
从理论上讲,“长滩”级的中央计算机能够利用“侦察炮弹”的弹道数据、覆盖范围与第一主力舰队的航线数据等等相关信息,大致推算出第一主力舰队的活动海域,然后用“侦察炮弹”进行反制。问题是,这种理论上推算出的结论肯定存在巨大偏差。如果在第一主力舰队的话,问题还不是很大,毕竟“侦察炮弹”是由护航战舰投射的,不会占用主力舰的宝贵战斗力。对第51舰队来说,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除了主力舰弹药库里的“侦察炮弹”数量有限之外,还得考虑发射“侦察炮弹”会不会对接下来的反击造成影响,比如使主炮的加速器过热,从而降低炮击精度。如此一来,从逻辑上讲,中央计算机就会等待更加确切的目标位置信息。
毫无疑问,肯定有这样的信息。
事实上,在美军指挥官下达指令的时候,美军旗舰上的中央计算机就已经在处理这样的信息了。
这就是第一主力舰队投射“侦察炮弹”的时候发出的电磁辐射。
实际上,在1点27分的时候,第51舰队的被动探测系统就接受到了第一主力舰队的电磁辐射信号。问题是,发射“侦察炮弹”的不是主力舰,而是舰队里的护航战舰。更要命的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共和国海军的巡洋舰与驱逐舰不但在炮击马里亚纳群岛上的美军军事基地,还在琉球群岛的靶场进行训练,所以战场上相似的电磁辐射非常多。更加重要的是,被动探测系统很难准确测量出这种瞬间电磁辐射的距离,只能大致测出方位,而第51舰队与第一主力舰队连线的延长线就是琉球群岛中部,而那边有好几座海军靶场。受到这些因素影响,美军的中央计算机并未将其判断为威胁,也就没有对其进行处理。直到“侦察炮弹”成批量的出现,美军的中央计算机才在对比分析的时候,将那些高频率的电磁辐射定性为威胁,并且大致断定为第一主力舰队的护航战舰在使用电磁炮时发出的电磁辐射,并且由此确定了第一主力舰队的大致方向。
可以说,美军中央计算机在这个环节上表现出来的逻辑分析能力,不但证明了其强大的计算能力,还证明美军拥有一批才华出众的软件工程师,以及美国在具备初级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计算机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重大突破。
问题是,只确定了方向,而没有确定距离,还不是完整有效的火控数据。
美军决策方式的弊端与缺陷在这个时候集中体现了出来。
前面提到,美军指挥官是在中央计算机的提示下,选择由计算机控制战术行动。接到这个指令后,旗舰上的中央计算机并没在两种方案之间做出可行性选择,即没有按照某一方案采取行动,而是选择了最优化,即对两种方案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再计算出最有可能找到敌舰队的行动方案。
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庞大的计算工作,即便是超级计算机,也得花上几分钟。
更重要的是,对比两种方案的分析结果,并且计算出最优行动,又是一件需要耗费时间的逻辑计算工作。
受此种种因素影响,美军旗舰上的中央计算机花了大约6分钟才完成战术决策。
如果在以往,花几分钟搞清楚情况不是什么大问题。即便在低强度战斗中,多花点时间做战术决策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是,在敌人就在附近,而且打击即将到来,还在决策上花费太多的时间,这就绝对不应该了。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由计算机来决策,而是由人来决策的话,即便人的逻辑思维速度要比计算机慢得多,也能够凭借丰富的经验,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当然,计算机的缺陷还不止这么一点。
完成逻辑计算之后,中央计算机得出了目标的大致分布情况,准确的说,是以概率的方式确定了目标的分布范围。即将目标可能出现的海域划分成数个、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区域,计算出目标最有可能出现的区域。一般情况下,目标出现在某一区域的概率最大,而相邻区域的出现概率按照指数函数依次递减。作为逻辑工具,计算机绝对不会凭借经验来判断目标的行踪,在指挥战术行动的时候,也是完全由逻辑决定。受此影响,中央计算机肯定会让舰队首先用向目标最有可能出现的区域投射“侦察炮弹”,然后依次搜寻邻近区域,直到找到目标。
从美军舰队的作战行动来看,当时中央计算机将目标出现的范围确定305度到315度方向上800千米到1200千米区域范围之内。方位数据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毕竟美军接收到了第一主力舰队电磁炮开火时产生的电磁辐射,因此能够大致确定第一主力舰队的方位,即便考虑到第一主力舰队在高速航行,也不会差得太远。
关键就是距离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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