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逛摇子也是官场斗争的一部分(1 / 2)
沈树人的话,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以他说得很是理直气壮。
如果此刻对面换个水平次一点的文官,或者是想要和稀泥、收了银子就不管是非的家伙,此刻说不定已经彻底信服了。
不过张国维毕竟是有点节操的忠臣,历史上他最后在鲁王政权覆灭后,还能投湖殉国。可以说,他和蒋德璟两人,算是明朝最后期户部系统里仅有的节操经得起考验的了。
几十年的思维定式,让他越听脸色越复杂,虽然已经信了七八分,但仍然坚持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那秦汉以重农抑商富国强兵,隋唐也多少靠重农固国本。放任逐利、只重商税的话,没人种地怎么办?
昔管仲以哄抬鲁缟、诱骗鲁人弃黍粟而事蚕桑,最终鲁国大饥而削,前车之鉴不可不防。我大明如今天灾不断,百姓饥馑,重商而多收商税,不会变本加厉让人弃农么?”
听了这个问题,沈树人总算精神一振,也对张国维多了一两分钦佩,至少他态度还是挺正的。
沈树人也换了一个很严肃的表情,郑重说道:
“此事确实不得不防,但朝廷没有重商、没有多收商税。苏松之地,种植蚕桑、棉花已是十有七八,也没见禁止得住呀。所以,这不是重不重商的问题,是朝廷有没有能耐订立律法、管理土地用途的问题。
至于秦汉隋唐重农,本质是因为那时天下还有很多未垦之田,无主荒地,人民鲜而财货众。天下之民总数不足以尽耕天下宜耕之田,所以要重农抑商,确保种更多的田。
但自宋以来,形势剧变。北宋时,南方或许还有未开发之地。但到了南宋,便是福建、江西,哪怕是群山之中,但凡有点河流灌溉,都被开垦出来了。
至于我大明,如今连江西之地,人口都能多于北方各省,那是群山中的省份,可见汉地田土,已经开荒殆尽。
天下人口一亿、壮丁五千万时,汉地全部田地便有足够人手去种了,而且是精耕细作。人再多,往地上投也不会高产。多出来的人丁,自然该往工商上投注,还能让一部分本来打算用于兼并土地的钱财,改为盯向别的产业。”
农业所需的生产力要素,无论劳动力还是别的生产资料,都达到了土地所需的值之后,再往里多投,也不会多产出,这部分浪费就叫“内卷”——
这个后世很时髦的词,最初的本源就是形容“无法再提高产量的浪费劳力、无效的堆砌精耕细作”。
这个问题上,明朝从朱元璋开始的重农抑商,显然是有问题的。朱元璋压根儿没考虑到人口的增长,没考虑到“天下种田的总人口够用、汉地十八省开荒开完”之后,怎么给继续增长出来的人主动找出路。
偏偏明朝还禁了海,还没法向海外殖民移民屯垦。
而汉地的北面和西面有寒冷草原和大漠、西南有险峻群山,西和北是找不到新耕地的(东北除外,如果科技发达一点不怕冷,灭了满清还是可以抢过来种田的,那样还能多容纳几千万农民)
禁了海,就等于断了“寻找耕地总量增长”。
多出来的人口不反噬明朝的制度,那才叫见了鬼了。
张国维听到这儿,才彻底目瞪口呆,心悦诚服。
谁让儒家从古到今不研究人口增长,不研究如何应对呢?沈树人的话,忽然就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张国维还算读书多,有见识的,呆滞了一会儿后,叹道:
“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李自成张献忠,便是韩非子所言的‘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吧。太祖皇帝也不可能看得清几百年后人丁繁衍的下场,这大明,真是不改不行了。
厘金之法,纵然会导致地方财权下放,其害也远小于李、张屡扑不灭。我大明好歹比唐时藩镇多了各省三司分治,但愿能兴利除弊。”
双方又聊了些厘金之法的细节,张国维算是打心眼里支持力推这个变法了。
沈树人见态度已经敲定,这才把后续的推进节奏和盘托出:
“既如此,小侄也不客气了,这么说吧,在湖广和福建,小侄自有办法另寻盟友推行厘金,而南直隶这边,就多亏世伯为国请命了。
其余四川、江西、浙江,可以夹在湖广、南直隶、福建之间,隔一个省推一个省。没推行的省,商旅如果不出省,也就不会被征收厘金,出省就征,可把阻力降到最小。
此事必然会受到言官弹劾,不过倡议之过,家父自会一力承担。世伯只是南直隶这边的执行者,到时候执行有功,陛下必然大悦。家父若是失势平息了言官之愤,将来这厘金之法,就靠世伯擎天架海了。”
沈树人很有分寸,把“出了事儿,我爸会被贬到南京来养老,你去北京”的意思,用委婉的措辞表达了出来。
更露骨的说法,现在不适合,毕竟旁边还有四个外人歌女在唱曲劝酒。刚才那两句含蓄之辞,就完全不怕女人能听懂了。
果不其然,沈树人话说完后,张国维脸色微变,表情也转换了数次,最后叹道:
“六年前,我在苏州修海塘时,初次与沈贤弟见面,便知他是个急公好义、仗义疏财之人。没想到六年后,你们沈家父子两代,都能如此忠义,惭愧。”
旁边陪酒四女,闻言也是肃然起敬。
今天沈知府和张侍郎虽然没有舞文弄墨,聊的都是国家财政,有些话她们也听不懂。但单单把那些听得懂的挑出来,听起来都是那么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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