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批判精神（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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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青一身青花旗袍，在美国国会山演讲，温婉大气，打动人心，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媒体配上她的演说照片，整版报道。{}很多报纸都以欧洲文明衰落，中国和美国文明崛起为主题，讨论究竟是哪一种文明代表人类未来文明的方向。

在一战之前，欧洲无疑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前沿，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也以文明的代表自居。特别是19世纪时，大部分英国人对未来充满自信。他们对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持全然相信的态度，相信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当然，英国人完全有资格和自信来拥有如此的观念的。“日不落帝国”的建立，使得全世界的财富在向英国流淌，英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类似于现在的美国，雄踞于地球之上。

同样的情形几乎发生在整个欧洲，从1500年开始，欧洲因其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奇迹，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就成为了世界的中心。那时，整个世界体系就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建立的。这样一种地位使得欧洲人充满着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

但自从一战爆发后，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感叹的那样：“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再会重新点燃。”

刚开始，打响战争的每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等，他们的君主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战争很快就将结束。主流社会和普通大众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战争之初，各国家的人民都踊跃参战。在征兵所，男人们蜂拥而至，唯恐战争在他们参军前就结束了，欢乐的阅兵游行把他们送到前线。当时有士兵写下这样一首诗给自己的友人：

当你回到家中

请告诉我的父老乡亲

为了他们的明天

我们甘愿奉献自己的今天

这样的诗句，多么英勇无畏和豪迈！但当战争继续，特别是凡尔登变成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动则几十万人的伤亡，带给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沙俄等血腥和惨烈的牺牲，尤其是俄国。1908年伤亡超过一百万人。各种毁灭性的武器，超出人们的想象时。巨量的死亡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英国俄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大战对欧洲整个知识阶层的心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一种广泛的失望。欧洲的精英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反思。欧洲文明是否真的优人一等。当一个千年文明不能抵御这场血腥风暴时，它的文化一定发生了某种问题！其所标榜的科学和民主，到底是不是毫无瑕疵的好东西呢？

面对惨重的死亡，各国报纸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那些好玩的子弹壳和漂亮的军服，曾是年轻人天真而浪漫的幻想，但当他梦想成真，才发现战争并不是所想的那样“好人”和“坏人”的战斗。真实的战争是残酷的，爆炸。尸体，鲜血。砸死的母子，在战火中化成废墟的家园，烧毁的街道，还有在断壁残垣中挖出来的小孩尸体……年轻人稚嫩的心灵被无情的战争现实狠狠地割了一刀。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弹尽粮绝自相残杀，表现极端状态下人的生存**降低到动物本能的残忍，把战争的残酷推向了极致，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宋骁飞每天都会看世界各大报纸，他看到欧美国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不禁对欧美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表示钦佩。他意识到，批判精神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的骨头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氛中，权力是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子，顾忌到官员和皇帝的尊严面子，囿于“批评就是反动”的潜规则，那些该说不该说的反对声音和不同见解，成了“抹黑”和“攻击”的罪证，也只好埋到了肚子里，鲜活的思想萌芽被“一言堂”所遮盖，不能见到发展和扶持的阳光，继续深入思考的动力也就会受到极大抑制。久而久之，思想活力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以及为社会提供与时俱进精神力量的智慧，可能就会成为空谈，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就这样陷入了漆黑的沼泽里，开不出科学与民主的花来，倒是权力斗争各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比如阴阳五行呀，甚嚣尘上。

宋骁飞和容蓉随后离开了华盛顿，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大思想家辈出的世界名校，也是容蓉的母校，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比美国建国历史还长，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到了1897年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

宋骁飞临行访美前，容蓉特意让他去她的母校参观，代表中国政府捐款50万美元，资助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开设孔子系。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宋骁飞觉得这也是好事，答应了她。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在1901年春夏之交。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终生未婚，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