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七章 建国琐事5-开国大典之唐装国服(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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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后世对于民国岁月的本民族服装记忆是简单又深刻的,好似那年月就是大褂、旗袍、中山装的衣衫世界,而且这些还是中层上流社会的穿着打扮,一般老百姓基本是接触不到,也负担不起的。这些和50年代的“蓝海洋”、60年代的“绿军装”、70年代的“绿灰蓝三色虫”、80年代的“百花齐放”、90年代的“国际迷狂”构成了半个多世纪的炎黄国人服饰“家谱”。</p>
主位面进入1世纪后,炎黄国内百姓对于重振大国国威,实现民族复兴,重拾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文化诉求,与商品市场经济不断要求细分发现市场的特性集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国内比较众但很稳定的唐装汉服消费市场。</p>
对于唐装和汉服的定义,其实比较模糊。媒体、报刊、互联网等等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定义。可无论如何描述定义,它们都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唐装不是仅指唐朝的服装,汉服也不是只限汉代的衣着。</p>
由于唐朝是让炎黄国人为之骄傲兴奋的朝代,唐代盛世威名盛誉远及海外。所以自唐代以后,世界诸国必称炎黄人为“唐人”,欧洲、星条旗等国家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且国外华侨们大多也自称唐人,因而很自然的和顺理成章的,住在唐人街的唐人,身穿的具有炎黄传统风格的服装被称为“唐装”。</p>
汉服一词的提出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其早就自然存在。从商代开始,汉人的服装形式就确定了:大襟、右衽、上襦下裳。到周代,更出现了“深衣”,也就是后来国内老百姓那种“长衫形式的衣服”。汉服是平面剪裁,不强调人体的特征,而且是用式样、色彩和装饰来区别男女身份,形成了和西方服装截然不同的形态样式。且炎黄传统服装的基本元素无论如何演变,却始终有一个一脉相传的内核没有变化,那就是宽大、随和、飘逸。</p>
第一目标位面。</p>
炎黄红党的开国大典已经进入倒计时,可是领导人穿什么服装登上**城楼,却还在讨论中。如果参考主位面历史,那么中山装和大褂则是非常应景的选择。不过从复兴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假如让老mao等人,身穿具有炎黄传统特色的唐装汉服登上**,并宣布新炎黄民主共和国成立。那么不但可以为这些衣装服饰正名定位,从“野路子”服饰变为可登大雅之堂,还可以进一步增强炎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淡化西服等西洋符号在炎黄国内的民间影响。</p>
此时,北京老城的一所四合院宅院里,二十多人正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会,他们四周放置了很多布料与服饰,红的、绿的、褐色的、花的、素的、条纹的,可谓颜色丰富,样式繁多。</p>
在炎黄红党解放光复全国倭寇占据的沦陷区以前,张爱玲《更衣记》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里面的时装灵感,有不少借鉴了西方服饰。但这些均是京沪等大都市有产阶级的尊贵生活。在古城扬州,平民还是以着原汁原味的炎黄传统中装为主流。</p>
陆学浩,是一名手艺精湛的民间裁缝,自在扬州生活,师从父亲家传技艺。他父亲陆长山,就是以为普通平民制作汉服为营生,由于当时兵荒马乱,服务对象又都是穷苦人家,故而衣饰品类比较单调,多是青衣长衫、瓜皮帽之类,但手艺是绝对保障的,剪裁、盘扣、滚边、上线,丝毫马虎不得。正是凭着朴实的职业良心,在战乱不已物质贫乏的民国年代,唐装汉服工艺的精湛品质才得以保存,并传承下来。</p>
民国中期,扬州城的彩衣街上(包括附近地段),制衣店林林总总排在一起,名气比较响亮的有靠近财神庙的吴正奎家;羊总门的张裁缝家;弥陀巷的李宏泉和袁学海家;天宁门的樊聋子和朱老二家;彩衣街陆长山家等等。这些店铺一律以制作具有炎黄民族特色的成衣为收入生计。不过很可惜,尽管彩衣街的裁缝们个个技艺精良,但因为军阀割据、天下战乱,百姓吃饭都快成了问题,像衣服这样的次要因素,自然就往后排了。所以各裁缝们的家道撑持,也仅仅保持艰难度日、温饱上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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