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一十二）课堂上的邂逅（2 / 2）

“‘罢黜百家’使除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学说成为被禁之列，由此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创新和繁荣。从此不仅新的科技学说难以出现，连已经存在的学派也逐渐衰落，直至消失。比如说墨家便是其中一例。战国时期，墨家作为手工业小生产者的学派，在中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学派注重实验手段，善于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开辟了对抽象科学发展很有利的方向，墨家在光学、力学及数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就是在汉代，墨家逐渐衰落，汉代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另一个例子是科学著作及专业技术的失传。汉代以后每遇天灾**，常常伴随着科学著作及技术的失传，而儒学文献却极少因此而失传。这显然与除儒家外的诸子百家不被社会重视有关。”</p>

“儒家学说注重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轻视科学技术、轻视体力劳动，有利于**统治下的社会安定，但却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独尊儒术’使社会知识阶层的研究兴趣被吸引到对儒学的学习和研究上。儒家伦理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标准。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使社会上本该相辅相成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产生脱节，也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于是实践环节因缺乏理论指导而难于超越经验积累的范畴，而理论探索因无实践的检验而成为无本之木，因而极其不利于科技发展。”</p>

“儒家重义轻利、重农轻商、藐视工商业，使工商业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知识阶层不齿于投身工商，国家压制甚至掠夺商业和手工业，使工商业对科学技术的刺激作用大为减轻。”</p>

“在**统治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儒学上。与儒家一致的理论可以研究和发展，与儒家学说不一致的观点则被作为反正统的谬论而被否定、被诛杀，甚至连研究者都有性命之忧。于是社会的学术思想趋于单一化及僵化。”</p>

“在汉代以后的中央集权**的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慢于秦汉时期的趋势。这与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央集权衰弱、群雄并起的时期，争夺天下的群雄并不会遵守儒家伦理去讲‘温、良、恭、俭、让’。于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被打破，其它思想开始争鸣，学术界出现新的活跃局面，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解除了思想束缚。”</p>

“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中国的中央集权**社会的科举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p>

“在中国，科举取士做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然而在儒学为正统思想的中央集权**的社会里，科举以儒家经典为主，取士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服务。因而无数的宝贵人才被误导、被耗费；无数知识分子被造就成儒士，使中央集权**得以持续发展。”</p>

“中国的皇帝们很早就意识到，仅有儒学作为中央集权**的思想武器还不足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社会还必须为社会精英提供进入仕途的机会，将他们编织进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否则社会精英们将产生破坏中央集权**的巨大破坏作用。象著名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徐庶、庞统等闲散的知识分子演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幕，显示了他们的巨大力量。不知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便出现了科举取士制度。”</p>

“科举制度显然比看门阀出身更加公正，它为平民阶层进入仕途提供了途径。科学制度的本身并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科举主要考核什么科目。在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诸子百家被罢黜，儒学被独尊以利于维护中央集权**。儒学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内容；儒学伦理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以及进入仕途之后的丰厚收入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强烈诱惑。为此，科举制度实行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科举这座独木桥上。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家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家伦理的强有力的手段。因此科举制度的实行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独尊了儒术，使儒家这一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学派不断发展、壮大，至今仍在发生作用；中央集权**也成为中国‘天下一统’时期的主要政体。中国的科学技术也进一步进入了难以发展的社会环境。”</p>

“在这样的科举制度实行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终日忙于死记硬背古籍，以图做官发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一旦金榜题名梦想成真，官场的繁文缛节、明争暗斗又占据了他们主要的时间与精力，使他们很难再有精力与闲暇去思考有关科技的问题。而科学技术缺少知识分子去总结、去研究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的，技术没有知识分子去革新、去提炼，是不能进步的。于是犹如釜底抽薪，科举制度抽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干柴，使科学技术的火焰难以熊熊燃烧。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到了明清时期，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进一步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造就出来了一大批思想僵化的官僚，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衰落。”</p>

“考察一下明代的著名科学家的成才之路，我们就可以见到科举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危害。象徐光启，在中了举人的40岁以后才开始科学研究，成为农学、数学及天文学家；宋应星是中举人的47岁后开始着手编写《天工开物》。他们的青年时代耗费于科举入仕。因此他们难以取得与他们同时期的欧洲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李时珍14岁考取秀才后三次乡试未中举，这才放弃科举，潜心学医，因而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在这里说得刻薄一些的话，就是幸好李时珍早年弃学经医，如果他真的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则中国将很难有《本草纲目》这部伟大的医学著作。还有象徐霞客早年摈弃科举入仕的道路，在母亲的鼓励下，立志遍游名山大川，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上述例子都表明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离开或完成了科举入仕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科技的道路上有所成就。可以说以儒家学说作为主要择仕用人标准的科举制度，误导、耗费了中国大量的、对科技发展有用的人才。”</p>

“由于明代的科技发展既受‘一统天下’的社会环境的危害及儒学正统思想的阻碍，又因科举制度而缺少从事科技研究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时期的科技发展较两汉及唐代更为缓慢。而科举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所表现出的种种弊端，则是来源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及为维持这种制度而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p>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一些历史时期内缓慢发展，以至于在清代时彻底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在于过早地在一个封闭区域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它消除了为维持国家生存（或为称霸）而产生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强烈刺激；它导致了国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国家政策。在中央集权**的、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时代，科举制度则把社会知识阶层的研究兴趣吸引在研究儒学经典、语言文字等领域。由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既缺少国家间竞争这样的刺激，又缺少社会知识阶层对科技发展的投入，所以才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缓慢发展，最终被西方完全超越。”</p>

“但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已经看到，现在的中国，虽然仍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独裁**的力量已经被大大的削弱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也被抛弃，中国迎来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和繁荣的时代。中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但中国的国家安全仍然面临着外部的竞争和威胁，但这恰恰成了刺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以往束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都已经消失了，中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学们，能够从我的讲义当中受益，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不光是科学技术，还有其它的领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中国。”</p>

彭教授结束了演讲，对于彭教授在最后总结的几句激励的话，同学们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是刘德升，他情不自禁的站了起来，手掌都因用力而拍红了。此时的他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完全沉浸于彭教授的讲义带来的激动当中，竟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美女正用有些奇怪和好笑的目光看着自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