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39(2 / 2)
只生一个孩子,对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推行这一政策前,1980年,中央专门召开了五次会议讨论是否可行。
在北方,确实流传着“老大憨、老二精、出坏主意的是老三儿”的俗语。
1980年3月,作为人口理论的研究者,田雪原受邀参加了五次座谈会。
讨论的焦点是,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到底可行不可行。
座谈会的讨论非常烈,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决定的,将要影响中国的每一个家庭。
一些现在看来很奇怪的问题,也被慎重地看待。
一名同志提出,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有人提出,如果只生一个,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大量的421家庭。
这种家庭,就是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
这会导致老年人比例过大、年轻的夫妇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
而也有的专家回应说,考虑421的2,都是独生子女,本概率偏小,加之老人的自然死亡率,这种家庭不会太多。
这五次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月。
“只生一个”的决策被确定下来。
当年9月25,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而这个时候,万慧来已是生了“小三儿”的人了。
天的杨小艳怀孕的时候,万慧来已有了几个月的孕。
其实薛余的名字,早在怀上他的时候,万慧来就给他起好了。
在她的心里,薛余,却是多余的余。
在薛余生下来的半年后,一个冬夜里,杨小艳,也在同一间妇产产院,生了小孩。
万慧来在那间产院生的是儿子,杨小艳说自己如果住进这间产院,也保准能生个儿子。
薛余是傍晚八点一刻诞生的。
杨小艳生的却是女儿,取名叠字杨杨。
她是过了半夜,凌晨四点才出生的。
所以,薛余比杨杨大半年,算是哥哥。
今年的2月9,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实行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大力提倡晚婚晚育。
更加让万慧来感觉,自己的儿子来的不是时候。
本来杨杨在她眼里,可能没有那么的贵,可是,跟自己的儿子比起来,起码人家来的是那样的恰当。
杨小艳生孩子前,杨柏回来陪媳妇待产。
薛德珠偶见杨柏,但拱手贺喜。
“我应该恭喜你才是!”
薛德珠听了有些发懵。
“不是说好了,我女儿给你儿子做媳妇嘛!但是有一点,你必须答应!”
薛德珠听了,气乐了:
“杨柏,你这人太霸道了吧,我儿子说娶你姑娘了吗?你硬给我儿子安了一个媳妇,还要跟我讲条件?”
“要说这个条件,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为什么?”
“因为我女儿。是农历十五生的。这老话不是说,初一、十五娘娘命。我女儿要是娘娘,嫁给你儿子,你儿子是什么?要是在古代那是皇帝呀。”
薛德珠听了哈哈大笑。
“还有第二个条件,你老薛听了,保证高兴的答应!”
“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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