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年羹尧被赐死（1 / 1）
年羹尧飞黄腾达仅仅两年，就迅速走上了受贬黜直至被处死的道路。()雍正二年年底，年羹尧还不可一世，第二年四月，便被解除大将军职务；六月，受吏部参劾；十二月，被处以死刑。他从赫赫功臣一跌而为千古罪人，这样急剧的变化，使朝野为之瞠目。胤禛与年羹尧关系恶化是很突然的。雍正二年秋天，因胜利平定青海叛乱，年羹尧被批准于九月进京陛见。当时胤禛的心情是急切盼望见到这一得力助手。他在给年羹尧的上谕中写道：“朕亦甚想见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大功告成，西边平静，君臣庆会，亦人间大乐事”；“览奏朕实欣悦之至，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何快如之。十一月欢喜相见。”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年羹尧进京后定会得到进一步擢拔。事实却恰恰相反。年羹尧抵京后，非但没有受到皇帝的赏识，反而落了满身的不是，以致他返回陕西后不得不赶紧请罪：“伏念臣禀质薄劣，赋性疏庸，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返己扪心，惶汗交集。”究其原因，是年羹尧恃功自傲，侵犯了皇权。
胤禛接到年羹尧请罪奏折后，指出：“凡人修身行事，是即是矣，好即好矣。若好上再求好，是上更觅是，不免过犹不及。”很明显，这是在警告年羹尧务必安分守己，不要存非分之想，以免自寻绝路。年羹尧在任抚远大将军期间，权揽得太多，手伸得过长。他倚仗自己的权势，平时起居行动竟仿效皇帝：出门用黄土垫道，官员净街，关闭街巷铺面；行辕公馆彩画四爪龙，鼓乐手穿缎蟒袍；蒙古各部王公与年会面时，均要下跪行礼，甚至驸马阿宣、总督李维均、巡抚范时捷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年羹尧在暗中悄悄地扩大自己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他身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本已拥有重兵，但仍要私贮锁子甲、铅子等军需禁品；在经济上他的手伸得更长，千方百计聚敛财富：敲诈勒索地方官员，私营国家垄断的盐茶，侵吞官税、工俸、脚银，冒销军需等等。在短短的三年间，年羹尧通过这些手段，搜刮到的钱财高达数百万两。他忘乎所以，觐见至京，“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
年羹尧远在西陲时，种种骄横行径，不易为胤禛掌握，此时进京仍无收敛，则很容易为胤禛所知。胤禛感到，年羹尧这些活动，与自己正进行的整顿吏治、巩固皇权的做法是大相径庭的。年羹尧实际上已成为皇权潜在的威胁，必须立即制止。
雍正二年十一月，胤禛召见年羹尧后，第一次向他提出严重警告：“若倚功造功，必致反思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但由于君臣关系刚开始恶化，胤禛对年羹尧还算客气，仅在年的奏折上对他进行了训斥。第二年正月，事态就有所发展。胤禛将年羹尧得罪一事公布于众。当时年羹尧参奏四川巡抚蔡埏擅权专政，逼死知府蒋兴仁。按过去他们君臣关系密切的程度，胤禛一定会依年羹尧的意见惩处蔡埏。但这次他却当众宣布：“朕思蔡埏所犯，系年羹尧参奏。今若将蔡埏罪之于法，人心以为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铤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二月，胤禛又抓住年羹尧公务上的小疵，厉斥年羹尧，再次把自己与年的矛盾暴露给大臣。这次是他认为年羹尧给青海受灾部落发放的赈济银两太少。他向年羹尧提出“如诸部落或有一二人窘急，万难自存，潜逃远匿，窜人策妄阿拉布坦之地者，朕必治尔罪”的警告。青海、新疆各部落原本就是过着游牧生活，胤禛严禁青海一二人流窜到新疆的要求，显然是过于苛刻了，他不过是借题发挥，表明自己对年羹尧的严竣态度。不久，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的年羹尧，又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为皇帝处置他进一步提供了口实。当时天象出现了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之兆，各地大臣纷纷上疏祝贺，年羹尧也进一折，疏忽之中，将赞美皇帝的“朝乾夕惕”(或作“夕惕朝乾”)误写成“夕阳(惕与繁体之阳相似)朝乾”。这非但不是赞扬，简直是在讥讽。胤禛阅后大怒，斥责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夫君子事朕必诚必敬，陈奏本章，纵系他人代笔，而年羹尧岂有不经目之理?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年羹尧虽然一再进折请罪，都没能得到胤禛的宽恕。他自知得罪了皇帝，难逃厄运，只好开始耍弄花招。雍正三年三月，年羹尧在给胤禛的请罪折里，称自己患病吐血，力不能支，“欲求圣主知臣为病所累，凡料理不妥之处，俯赐矜宥”。谁知胤禛根本不予理睬，接折后就批上“如有不妥，岂可矜宥?此席乃列祖之神器，朕何敢私”数字(同上)，拒绝了年羹尧的请求。胤禛处理年羹尧的主意已定，态度越来越严厉。四月，他解除了年羹尧的抚远大将军职务，将年羹尧调至浙江任杭州将军。其理由是：“近来年羹尧妄举胡期恒为巡抚，妄参金南英等员，骚扰南坪寨番民，词意支饰，含糊具奏。又将青海、蒙古饥馑隐匿不报，此等事件，不胜枚举。年羹尧从前不至于此，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谬过多，至此昏愦。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陕总督之任?”胤禛这一决定，对年羹尧不啻为釜底抽薪。年羹尧在西北经营有年，不仅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而且也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如果压他过甚，他联合反对派残余势力起兵反叛并非毫无可能。胤禛可能考虑到这一因素，在解除年羹尧抚远大将军职务的同时，将他调离老巢，只身远置杭州，那些与年共事多年，配合默契的部下，一个也未能同往。年羹尧所聚敛的巨资，因怕罪上加罪，也都悄悄分散，不敢带往杭州。失去了军权和财权，年羹尧即使再有才能，到杭州后也只有听天由命了。对于这一点，胤禛与年羹尧一都十分清楚。胤禛在年羹尧受命后所进的谢恩折上，写明了他的想法：“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身不肯为，由你统朕，此数千里，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显然，胤禛这番话是担心年羹尧有反叛企图，又确信年羹尧至杭后将无能为力而发。他这样刻薄地讥讽年羹尧，不过是发泄自己心中那种悔恨交集的情绪。
对年羹尧以前超乎寻常的提擢及其不可一世的骄横，一些同行早存忌恨之心。但因有皇帝的保护伞，谁都无可奈何。此时胤禛态度转变，人们便抓住机会，纷纷上疏弹劾年羹尧的种种违法行为。汉军都统范时捷揭发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时，用侵蚀脚银的手段，贪污白银七十余万两；山西巡抚伊都立奏年羹尧利用权力，敲诈各省派往西北军前效力官员，勒令每人交帮银四千两；都察院参奏年羹尧侵吞民。产四十万两；吏部等衙门提出年羹尧“背义负恩，越分藐法”，应将其革职，并追回以前所赏的团龙补服、黄带、双眼孔雀翎、紫扯手等所有赐品。在这种情况下，胤禛只要顺水推舟，就可以把年羹尧革职法办。但他毕竟是个富有心计、善耍手腕的皇帝。他不仅没有马上处置年羹尧，反而将弹劾年羹尧的奏折抄发杭州，命年羹尧就其中各款自我辩解，明白回奏。同时，他又发布上谕，就年羹尧、隆科多问题进行自我责备，他说：“朕御极之初，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以心膂，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朕视为一德，伊等竟怀二心，朕予以宠荣，伊等乃幸为邀结，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致陷朕于不明。朕深恨辨之不早，宠之过大，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朕今于隆科多、年羹尧，但解其权柄，不加刑诛者，正以彼等之妄谬，皆由朕之信任太过，是以惟有自责，而于伊等一概从宽也。”(胤禛这样做并非由衷，而是为了朝中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胤禛的主要政敌是允禩等人，而年羹尧则是从他心腹中分化出的异己。他如果拿不出充分的理由，仅凭强权将其正法，就有可能被人视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失去一部分人心，削弱与允禩党斗争的力量，并给允禩党人提供口实。胤禛命年羹尧自我辩解，明白回奏，既可以进一步核对事实，又向群臣表明自己处事慎重。而他那个自我责备，因与事实基本相符，所以颇显诚恳，赢得了人心。接着，他又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命全国各省督、抚、将军议论对年羹尧的处理办法。胤禛采取这一措施，并非如他标榜，是因“国家赏罚大事，必咨询内外大臣”，不过是借此赢得舆论上的支持。古往今来，帝王杀戮功臣的事情屡见不鲜，胤禛对年羹尧的处置不过是历史上某些帝王做法的重现。但他所处的与允禩等人斗争的环境，以及他极好虚荣的个性，都不允许舆论上把他视为暴君。因此，他先发制人，反复说明年羹尧之获罪是咎由自取，而绝非鸟尽弓藏。
胤禛对年羹尧的处理，可谓用心良苦。尽管从雍正二年十二月起，胤禛如何处置年羹尧的基本态度就已确定，但他还是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调查揭露年羹尧的罪行，并在朝中反复深入地制造舆论。直到雍正三年九月，才尽革年羹尧所有职衔。此时，年羹尧本人已承认自己贫赃枉法的罪行，从他党羽家中也搜出了他窝藏的大量赃物。这样，处死年羹尧在朝臣中就不会引起什么震动了。年羹尧知道自己死罪难逃，他上疏恳请皇帝看在过去主奴的老关系上，饶恕自己：“臣今日一万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以问死罪而有余。臣如何回奏得来?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之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谨冒死奏闻。”胤禛对年羹尧的处理，已经如此深入，绝不会有挽回的余地了。这年二月，年羹尧被逮至京师。议政大臣等为年羹尧罗织大罪九十二款，上疏请将年羹尧正法，并诛其父兄子孙。胤禛批准了这一奏疏，但稍做更动：“朕念年羹尧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极刑，著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同时赦免了其父年遐龄及兄年希尧的死刑。年羹尧本人家庭中，只有其子年富为胤禛所厌，这次被处死，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都被发往云贵等边疆充军。
经过整整一年的精心策划安排，胤禛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图将年羹尧铲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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