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战略上的分歧（2 / 2）

石广元出通告，原八个民屯范围内的居民可自由选择原地定居、换地或者由官府收购的形式。一李姓地主则提出以自己庄园为中心建立民屯，民屯内一切规矩均由官府制定，自己以土地、庄园入股。石广元觉得此法更容易加快民屯的建设，便修改了通告。最后又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屯田令》。

这份《屯田令》的出台，带来的最直接效果是大量流民迁徙定居，特别是到初平年间，司隶、三辅、青州等战乱之地数百万户流民的迁入。徐州也一跃成为十三州中人口最多的州。

《屯田令》规定，凡屯内土地均归官府所有，任何人不得买卖。开荒者、耕种者享有土地出产的物品所有权；耕种者只需上交出产的十分之一作为税收，遇战争期间，官府征税最高不超过十分之三，遇荒年则免税收，由官府赈灾；无耕牛、农具者由官府借贷；官府每年在农闲时征集民工徭役不超过三个月，其余时间由官府募集，按市场价付工资口粮；实行募兵制，当兵者付报酬，受伤、战死者由官府抚恤其亲属。

这时节，大部分地方田亩税都是十抽四，最高的达到十抽六，一般农户交完税收以后基本只够维持生活，这里十抽一的税收让附近州县的官府、大户愤怒不已，联名告状到徐州刺史陶谦处，皆被糜竺以战乱刚平，需休养生息为借口搪塞过去。

麻烦还不仅如此，收缴兵器令几乎遭到所有的大户一致的反对，有的是明抗，组织一帮人去武原衙门*愿，说身处乱世，购置兵器是为了防护自身的安全，此类情况在各州都有惯例，何以武原不可私人拥有？有的是暗拖，只交出部分锈蚀的表明态度，然后静观其变。

一王姓地主更是每天到武原县衙击鼓鸣冤，控告官府强占他的土地和矿山。这王姓地主有千亩良田，还有在北山的矿洞，黄巾打来的时候，他举家迁往彭城。后来，官府通告，所有的田亩、矿洞必须在一周内提供田契证明所有权，否则，视为无主的土地一律由官府没收，由官府开民屯安置流民。

这王姓地主没有及时回来认领，待他返回武原时，其土地、矿洞已被重新丈量、分配了。

孟良知道，东汉末期，社会矛盾已经激化的不可调和，主要原因就是地主大量的兼并土地，造成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生生的逼迫出一个新的无产者阶层，这是黄巾起义时一呼百应的社会基础。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的解决，后世曾出现过一种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以枪杆子为后盾，发动基层的百姓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甚至消灭他们的**。这种平均土地的办法短期内是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时间一长，好逸恶劳的农民又成了新的失地农民。而且，这方法对那些靠勤俭持家积累家业的农民们并不公平，间接地倡导了一种希望社会不稳定的情绪。

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将土地实行彻底的国有化，以官府的名义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轻徭薄赋，鼓励他们多劳多得。

要将土地国有化，又不能像黄巾那样，把整个豪族都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强制性的收回他们的土地，为自己树一个大敌，那么很有可能在基业未稳之时被他们联手做掉。

唯有通过回购、强制征用、官府和个人参股的形式，甚至以法律之名来巧取豪夺地主们的土地，才能平息一下这种对立的情绪。

在武原，借黄巾之手已经将这目标初步实现了一部分，开辟了八个民屯。必须还得借助收缴武器令这个法律效力，再度打击豪族地主们。

石广元在具体操作中，让李姓地主入股之事也是一个缓解矛盾的办法。

现在王姓地主诉讼一事成了一只标杆，土地政策的风向标，如果在这问题上不体现出强硬的态度，那么一系列的问题便会接踵而至。

孟良理清了思路，当即让阎忠以相府长史的身份前往彭城，主持日常工作，自己则留在武原，将众人召集起来，系统的阐述自己对待土地问题的看法。这个时候，内部必须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但是，孟良没想到的是，这个政策遭到了以孔明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太急进了，树敌太多。对待豪族地主大量占用土地的行为，只能通过打击违法乱纪的豪族取得一部分土地，待官府财力雄厚了再逐步以市场价格回购的方式逐步收回。

孔明引经据典，特别提出王莽改革的例子：“王莽也是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下令在全国对土地、人口、币制、行政区划进行改革。他下令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为私属，皆不得买卖。他规定按照人口来分配土地，多余的土地必须要分给其他人。但是，土地、人口买卖屡禁不止，最后他不得不下令取消。后来更是爆发了绿林赤眉的大起义。”

石广元也说：“既然为堂堂的一官府，立法之意仅为夺取别人的土地，这种做法也是违背做人的信条的。这是诈术，诚为君子所不取。”

孟良环顾四周，除了几位将领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其余人等纷纷附和孔明的意见。

“散会。此事明天再议。”孟良以少有的沉重口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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