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5文学之最上乘（2 / 2）

李想虽对未来大汉奸心存敌意，如他与袁世凯有密切的关系，亦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识见可稳作自己的师公，李想完全靠抄袭的红太阳诗词充门面。</p>

更令他惊异的是恩晓峰在对答上一点不逊色于对方，显示出她在各方面的识见均不下于这大名鼎鼎的王精卫，又有意无意把问题带出，让席上各女士参加讨论，令周围气氛更为炽烈。</p>

李想却半句话都插不上口，他肚子里的货色真的不多。</p>

娇俏的严珊珊较少发言，只是不时拿俏目来瞧李想，看得他颇为不自在。只要想到她未成年，李想就没了兴趣。</p>

此时王精卫正畅论梁启超的理论，虽然和梁启超是老对手，报纸上骂战了好几年，但是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他是晚清界革命的倡导者，在文学界自有其地位。排除革命立场，他还是很佩服梁启超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梁启超的理论，主要体现在《译印政治序》、《论与群治的关系》、《告家》等文章中。这些文章着重阐述了文学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与创作的指导原则等问题。</p>

只听王精卫道：“梁启超在《论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中指出，“为文学之最上乘”。上乘，即上品。梁启超的这一论断，具有打破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进步意义。历代的文人都轻视而重视诗文。如唐代传奇是文言的高峰，可是唐代文学家却轻视它。因此，唐代文学家在自己编的文集中没有收进传奇。这种轻视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但是，梁启超一反传统观念，把列入文学殿堂的最高位置，体现了一种革新和开拓精神。梁启超之所以认“为文学之最上乘”。他是根据所谓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道，即支配人的心理，可以起到“移人”的作用。“移人”即用形象感染人。按梁启超的说法，能够对人产生“熏”、“浸”、“刺”、“提”的作用，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大致上也就是感染、沉浸、刺激、诱发等四种作用。梁启超指出在“移人”方面，较之其他文学体裁，有两个长处：一是能在“现境界”之外，导人游于“他境界”；二是能对人“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和盘托出。据此，梁启超还将体现了第一个长处的，即描写“他境界”的，称为“理想派”；体现了第二个长处的，即描写“现境界”的，称为“写实派”。梁启超所说的两种，相当于西方所说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p>

恩晓峰黛眉轻蹙地道：“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诲盗”、“诲淫”之书，我可不认同。”</p>

李想心中暗笑，看来恩晓峰虽然是个旗人，但是对这个保皇派也没什么好感。</p>

对于梁启超思想的弊端，一直作为对手的王精卫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潇洒一笑，道：“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指出当时提倡的目的，在于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诲盗诲淫诸体可比。在《绣像》创作时，他在所写的《编印〈绣像〉缘起》里说得更具体，即“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的立意，要无一非裨国利民。梁启超在《与群治关系》一文中，解释人们为什么爱读的时候，他谈到能超越于现境界，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能对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哀乐怨怒恋骇忧惭“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使人们“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这和传统的，习惯的说法浅而易解，而乐多趣相比，显然高明。梁启超这样为确定反映生活，认识生活的特性，绝对是使人耳目一新之论。梁启超还要求作者应热情地对待生活，了解生活和参与生活。他认为作家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他常对他人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梁启超认为文字必须通俗化，这样就更有感染力。他在《论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来由。”他写《丛话》时又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二者也。”虽然，上述梁启超发表的理论蒙上了保皇派的色彩，但其中仍包含不少有借鉴意义的意见。”</p>

王精卫说到这里，不怀好意的看了一眼傻傻听着插不进话头的李想，说道，“李大帅对梁启超的思想又有甚么高见呢？”</p>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李想身上，皆因自开始谈文论艺后，他便像变了个哑巴般，没作半声，实在不像写出《七律·革命军占领南京》这样传世名篇的大文豪。</p>

从正面来说，在梁启超写的《译印政治序》中就指出，欧美及日本各国的进步，都得益于的社会作用。他同意英国名士的说法，尊称“为国民之魂”。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为功最高焉。”有鉴于此，因此，他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目新始”。</p>

从反面来说，他又认为“吾中国群治**的总根源”在于旧。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日来乎？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也。”甚至认为“举国皆荆棘者，日惟之故”，“论陷京国，启召外戎，日惟之故”。</p>

显然，他把中国人或者说国民中的一切坏思想，坏德行都看作是含有毒性的旧所造成的了。梁启超的这种的社会作用理论，存在着两种片面性：</p>

其一，从文学内部的关系来说，对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他强调要革新、界要革命，但他忽视了对传统的借鉴与继承。他对旧的思想内容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看成都是“陷溺人群”的东西。如他从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出发，在《译印政治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诲盗”、“诲淫”之书，这显然是错误的。</p>

其二，从文学的外部关系来说，梁启超对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也存在着片面性。文学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照理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而梁启超却认为是文艺先行，政治后变。在《论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他说：“欲新政治，必新”。这不仅是颠倒了政治与的先后关系，而且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先后关系。</p>

他还在《告家》一文中说：“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这种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p>

梁启超关于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在当时既具有积极意义，又具有消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要求改变封建政治的现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消极作用在于他过分夸大了的作用，似乎改造中国的政治、改造中国的社会，不需要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只须写一些新进行宣传，就可出现新政治、新社会。这种消极面，只不过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性。</p>

可是这方方面面，李想屁都不知道，他怎么接口？李想心内连汪精卫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心中此时只能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努力端着这个架子不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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