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七十二章 背后之影(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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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年初,**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p>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三千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无数集会、誓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一个特殊的春节。</p>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全国动员。陈诚、吉少山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p>

第一厅厅长,是刚刚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其主要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衷寒的这个任期,极为短暂。</p>

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p>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等待被埋葬的、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p>

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的两个任务,一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是把5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党,或转入戴笠组织。5岁以下的成员,则转入三青团。</p>

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时间,在10个省市,各招募两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p>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p>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时,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议,在汉口姜瑞元新任国民党总裁的官邸里召开,已被内定为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会议。</p>

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次。</p>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健群吃里扒外</p>

整个会议室里,都能听到丰悌的嘶吼声:“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p>

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p>

随后,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八九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p>

戴笠有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p>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8年5月16日,蓝衣社的全代会,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p>

全代会开了天,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别担任这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入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p>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由入**党,复兴社可自由入三青团。但在大约50万名的蓝衣社成员中,转入**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党。</p>

有大约10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络。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p>

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昧的康泽,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p>

于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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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0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7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p>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任副局长。</p>

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p>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姜瑞元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整个权力顶峰上王座背后的影子。</p>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p>

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国军”。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十三四万人。</p>

19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沉重。</p>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p>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官僚,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p>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自己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p>

7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党的一个组织。</p>

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姜瑞元,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以至于始终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p>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可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p>

也是这个情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着姜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p>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p>

邓文仪快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是因为“有得有失”而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六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p>

这个岁的青年,在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p>

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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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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