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95)(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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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备受责难,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打倒。毛泽东建立了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摆脱外侮。在这方面,他的确功盖千秋。(我们暂且不要假定假如是国民党赢了内战会怎样)但是,他还想建立一个精神意义上的新中国,于是一意孤行地推动文化大革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建立精神国度远比建立现实国度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费时得多。而他伟人做惯了,以为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甚至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这项伟业,于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文革的手段完全脱离实际,对除了毛以外的一切思想破而不立,最终演变成了民族的一场浩劫。文革清除了孔子在国人心中的位置,却没能成功地树立新的偶像。毛泽东知道人民是需要领袖,需要崇拜,需要跟随的,但他却错误地以为他自己可以成为偶像。而中国社会主义开始阶段的现实失败,则粉碎了他精神领袖的宝座。邓小平成功地带领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他同样没能在国人心中树立起新的精神寄托。

孔子走了,毛泽东也走了,我们的心里空了。我们追求一切,变得浮躁,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每个人心里都是饥渴而焦灼,却茫然不知所求。说得好听,是信仰多元化,说得不好听,是主流精神的缺失。美国社会是多元的,但是,撇开基督教来看,它在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理想,建国以后的独立宣言以及相生相随的美国梦,实际上发挥了社会主流精神的作用,至今。而我们呢?在伤痕累累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面前,在腐败层出不穷的官僚体系面前,在制度无力执行不力的法律体系面前,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担负精神寄托的责任,学者们呼唤社会诚信,呼唤道德伦理,说道德心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我们的政府呼唤和谐社会,我们的党开始保鲜。然而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信仰问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找不到精神寄托,找不到偶像,社会价值体系混乱,而且继续混乱,毫无好转的迹象。这样下去,中国现存的社会问题只会愈演愈烈,任何针对某一方面的应急措施,法制也好,股改也好,医改也好,都只能补救一时,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

那么,中国的主流文化从何而来?复古与西化之争,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完全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错的,行不通的。西化吗?全球化的趋势毋庸置疑,西方文明的强大与先进,我们在炮火中领教了,也在和平中享受了。然而科技的战车到底驶向何方?丹布朗在畅销小说《天使与魔鬼》中再一次提出了这个掷地有声,然而,至今无解的问题。复古吗?古老的东方智慧带给我们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能还给我们心灵的平静,然而,那套东西是封闭的,无法应对今天的全球化大潮。在复旦学生的质问面前,成熟、睿智、博学如李敖者,尚且没有答案。

而现今的年轻人,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去作出判断,在多元而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摸索着前进。有人成为愤青,有人忿而别国,大多数人,则选择了被这个社会同化。也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具备同时历史和现实的智慧,既高瞻远瞩,又用务实的方法来逐步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而这些人,够吗?与美国、日本的青年精英相比,他们足够优秀吗?我们大多数人,又到底何去何从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响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号称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用了一个多世纪,还没有解决。无论经济如何富足,军事如何强盛,科技如何发达,精神和文化的空虚都使我们无力去标榜一个盛世的存在。

写到现在,疑惑依然。虽不敢如孔子那般“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我相信“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因此,以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的最后一部分为结尾。那年,他27岁。在时局艰辛如清末,他的脊梁实在是很挺拔。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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