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章 抗战中的华侨商人（1 / 1）

 一点说明：本书虽为小说，但其中涉及到一些人物是具体的，特别是一些令人起敬的人物，总让人不由得油然起敬。据于小说的特性和本书的特点，书中提到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地方并不多，所以在此插一段史料，让大家更容易了解陈嘉庚当时在华侨中的影响和对抗日的作用。据史料记载：陈嘉庚在1937年8月15日，就在新加坡联合118个侨团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接着，马来亚各区也相继成立了筹赈会机构。在此基础上，新马华侨于同年10月10日设立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陈嘉庚兼任了通讯处主任，形成了公开合法的筹赈工作总机关。与此同时，南洋其它地区的侨社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联合抗日团体，其中著名的有：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副主席杨启泰、薛芬士)；(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丘元荣，副主席庄西言)；暹罗(即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及暹罗华侨慈善筹赈会(主席蚁光炎)；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等等。东南沿海侨乡沦陷后，南洋惠侨、琼侨、潮侨还自发联合起来，成立了不少以救国救乡为宗旨的区域性的抗日救乡会。鉴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侨胞更加有效地支持国内军民的对日斗争，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南洋英、荷、美、法、暹45埠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168名代表于1938年10月10日齐集新加坡开会，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李清泉)。根据该会组织大纲之规定，其宗旨为：“甲，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乙，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以维难民生计。丙，积极劝募公债，推销国货。”由此可见，南侨总会作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它所策划、安排的主要工作，是从财力、物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南侨总会既经成立，南洋各属各埠筹赈会加入者凡87所，其下又设分会千百所；筹赈会内部，汇集了所有各帮派、各行业、各团体组织，领导成员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的代表。至此，海外华侨继欧洲、美洲之后，又组建了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联合抗日团体，从而最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三大组织网络，奠定了华侨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经济支援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最集中体现，它大体上可分为财力捐输与物力贡献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捐款、购买国债和寄返家乡侨汇；后者包括捐献战需物资和投资国内生产建设事业。抗战期间，海外侨胞千方百计地为祖国筹措战费，捐款名目十分繁多。有常月捐(月捐)，即逐月义捐一定数额的款项；有特别捐，即针对国内新发生某种灾难或急需某种捐助而发起专项捐献；有献金，即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发动侨众捐款，或以红白喜事、庆功、节约等名义自发捐献。捐款的方式也灵活多样，或摊派，或劝募，或举行文体活动筹款，或开展义卖活动，不一而足。台湾“侨务委员会”根据财政部移送的捐款资料，统计出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超过13亿元国币，可见其数量之可观。此外，华侨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等渠道捐赠给中共方面的款项，也有一定的数额。“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陆续向国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及节约储蓄券等多种债券，总额达30余亿元。为增强祖国抗战能力，海外侨胞踊跃认购，为数至巨：1937至1939年，认购救国公债51150346元、国防公债6265138元、金公债2915880元又22924金铸；到了1941年夏，共购债6.82亿元；截至1942年，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之巨，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1／3强。这些公债战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与捐款无异。侨汇主要是指华侨汇寄回乡的家族赡养费。战时，华侨在开展捐献活动的同时，还“增寄家费以益外汇”，侨汇数额由1936年的3.44386亿元国币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亿元国币，此后连年居高不下。庞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填补了我国对外贸易之巨额逆差；作为硬通货，它还可被用作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维持战时经济的作用。对于国内紧缺的战需物资，海外华侨也予以大力捐助(包括代金)，仅大宗物资即有飞机数百架、汽车上千辆及无数衣服、药品等等。以捐献飞机为例：1937年年底，广东省政府为加强空防，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募委员会，向美洲、澳洲等地粤籍侨胞募集购机款。短短年余间，即筹集资金约合国币800余万元。翌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动海外华侨献机，支持祖国空军建设。南洋华侨热烈响应，仅菲律宾即献有50架，缅甸19架(均以每架10万元国币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经由水路、陆路运回国内的各种捐赠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华侨捐献物资给中共敌后抗日武装，也屡见不鲜。另外，还有不少华侨移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创办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从而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总投资额达16亿元国币；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投资额约为2—3亿元。巨额的财物捐输，倾注着侨胞的沥沥心血。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筹赈工作，常年住在总会办事处怡和轩内，不问家事。当时，其企业经营已然滑坡，资金有限，但仍认常月捐2000元至战争终止；每逢捐款购债事，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竭其所能，以为人先。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领导救运为己任，……为祖国的抗战事业鞠躬尽瘁”，致使病情恶化；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儿童，嘱将遗产取出10万美元捐作难童之用。象陈嘉庚这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对抗日斗争都给予很大的支持。美国侨领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龄之身,领导纽约全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开展工作，在该会一呆就是5年之久。期间，他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下班，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并且他自己也成为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爱国侨领能以身作则，中下层侨胞更是慷慨解囊。在加拿大，两位青年华工遥闻推行航空救国捐，立即赶来各捐献1400元积蓄，并表示，因“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华侨听了航空救国的讲演后，则当场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给祖国，只留下10元路费回家，“在场者均为之感极泪下”。荷印坤甸华侨马细旦，“足废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讨度日。得知暴日侵华后，连日爬至市中心“痛陈祖国被难同胞颠连惨状”，“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缅甸仰光女侨胞叶秋莲，把自己一座两层楼房及全部财产变卖，将所得钱款捐助祖国，而自己则削发为尼，过着清贫的生活。菲律宾马尼拉一位5岁儿童叶秀荫，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进华侨妇女慰劳会，将自己一年节省下的糖果钱约国币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罗洲山打根埠华侨小贩郑潮炯鬻子助赈、毁家纾难的事迹，尤为感人。抗战爆发后，他曾先后7次沿门义卖瓜子，将所得叻币350元捐给祖国赈济伤难同胞。1940年，其父在老家广东新会被敌机炸死，消息传来，郑潮炯悲愤莫名，抗日情绪益加昂奋。鉴于家贫如洗，助赈无力，乃将一亲生幼子卖给他人抚养，得礼金80元，悉数送交筹赈会，不久，又外出为祖国筹募赈款，走遍新马等地大小百余座城镇，得叻币5800余元，写下“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事实上，捐助祖国的巨额款项，有80%来自华侨的血汗钱。在抗日救国的崇高精神激励下，许多平素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老弱妇孺，竟做出了种种感天地、泣鬼神的义捐壮举。除了捐资输财外，广大华侨还通过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和不合人、不供给运动，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从而间接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陈嘉庚在抗日结束后还援建中国厦门集美学校，对社会的贡献可谓巨大。

此是史话，以下言归正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