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搬迁（1 / 2）

 1967年初春，又一股风吹来了。这股风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红色的，开始时是和风细雨，最后越吹越强，越刮越大，这是一股搬迁风。听说河西老城那边已经搬走两批了。这次是第三批，该我们了。

没有当过移民的不知道那种抛家离土，颠沛流离的滋味。有的紧张，有的还觉得新鲜。我们去过青海的人，惊闻此风，令人透心彻骨，不寒而栗。一次上青海，我父亲把命丢在那里，至今尸骨未安。我们虽然返家了，却经历了九死一生。现在又要搬迁，这次搬迁意味着什么，命运难卜。

上次的搬迁比较草率，上边行政命令，群众想找条活路，所以一拍即合，结果两败俱伤。这次政府吸取了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67年夏天，先选派代表和大队干部到湖北省考察，第三批移民是安置在湖北省钟祥县的大柴湖，已经有一部分先到了。

考察的代表和干部们回来了。听话的代表和“好干部们”说：“钟祥是个好地方，吃的是大米干饭浇鱼汤，顿顿吃饭在桌上；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吃穿都不愁。”简直说成人间天堂，去了就坐等享福了。因为他们看到的“东方红”拖拉机正在垦荒，住的是招待所或是老居民的家，听到的是领导的正面灌输，不加消化，不负责任，照本宣科。

还有一些有思想的胆子大的敢说真话的代表，则持相反的意见。说大柴湖是一片沼泽，长满芦苇，道路不通，水苦碱大，根本无法住人。他们以马蹬的周上林为首，集资到北京上访，要求另选地方。半月以后上访的人回来了。说找到了中央领导，同意重新考虑。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当地的革命委员会找到周上林和其他两个上访人员，说他们是无政府主义，破坏国家建设，干扰**********。有了这三顶帽子，就开始组织“革命群众”对他们进行批斗，从河南斗到湖北。以后再没人敢公开反对。即使几个钉子户，只要说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他们就禁声哑语，不敢顶撞。因为“革命行动”就是绳捆索绑，批斗游街。

第二步，上面派来了大批的工作人员。好像那时国家的工作人员很富余，一个大队就派十几个，大点的大队派二十多个。分到各个小队，一户户面对面地做工作，讲政策。有了周上林的反面典型，无人敢公开反对了。一些有心计的人想，丹江水库修了，水淹上来了，走是一定的了。但总可以提提条件吧。于是就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和条件。殊不知那个时候，正值**********时期，国家好多大事都捂不住，摆不平，上边是乱的，工作队哪有权力答复你的条件。他们只能跑腿磨嘴，软硬兼施。说是做思想工作，倒不如说是通知命令。想通的执行，想不通的也要执行。

当时的政策是一百四十七米水位线以下，全部整搬整迁。后营大队十一个生产队，就有八个要搬迁。搬迁生产队的土地、树木、房屋等不动产一律归国家所有。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可以随迁。个人的家具、箱柜、锄头鐮刀等小件农具可以带走。

1968的春夏之交，搬迁之风愈吹愈紧。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人们知道老屋住不成了，有的偷梁换柱，有的揭瓦苫草。一时间黑白两道各忙各的。白天人们也不用干活，就是开会，听工作队作动员，讲政策；晚上就暗潮涌动，互相串连，或买或卖。动迁的房屋，凡有随檩随梁的抽取一根，檐檩全部抽掉，是瓦房的把扣瓦全部拿下，只留仰瓦，凡能下能取能换的全部拿掉。一到夜里就有几条线路往外偷运。我们家没什么可取可卖的，我哥就从中倒腾，白天问好谁家有东西要卖，晚上就帮人家扛过卧牛山，送到邢沟。每次能赚两块钱，一夜可以跑两趟。

三月初五是土地垭大会。土地垭是二郎山和卧牛山交界处的一道山梁。山梁中间有一座土地庙，里面供着土地爷。故此叫做土地垭。站在土地垭北望，只见群山绵延，沟壑纵横。山沟里一条公路南下通马蹬街，北上达新县城上集镇。一路两边，村落人家，星罗棋布。土地垭南下是一条山峡，有三里长，沟口就是新修的水库，此峡人们习惯叫土地垭沟。沟里有几眼山泉汇成小溪，顺沟而下，长流不断。溪旁有小路可通南北。路边无规律地呈现一些天然的石桌石登。这是千百年来，过路的挑夫、砍柴的樵夫和种田的农夫们停息歇脚的位置，已磨得平滑光亮。

在马蹬，一年有三个大会，3月28的双河镇大会和马蹬关帝庙大会，都不及3月初五的土地垭大会。它是诸会之首，因土地爷灵验，山南山北会众多，加上麦收前，人们要添置农具用具等物资。现在时兴提法叫“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实则古已有之。

会期三天，前两天就有人在那里占位子、修灶台。文化革命中虽然没有了土地爷和土地庙，农民给取名为“物资交流大会”，这是取蒂不了的。到了正日子，土地垭上到处冒烟，有对着石头烧香烧纸的，有埋锅造饭的。吃的东西主要是白蒸馍，炸炸馍和糊辣汤。一时间，土地垭上人山人海。有卖叉把扫帚、锄头镰刀的；有卖草帽草鞋、针头线脑的；有说书唱墜子要钱的；有卖煮鸡蛋、炒花生、梨膏糖的；还有躲在石夹里赌博的。只听土地垭上下叫卖之声嘈杂；只见那山路上人群川流不息。忽见一老鸦从空中飞过，“啪唧”一泡鸟屎不偏不倚掉在了糊辣汤锅里。只见老板用勺子一搅，高声叫道“又添一味！”

今年跟往年不同的是赌博的人多了，因为人们暂时不用干农活了，游手好闲，卖木枓物资手里也有几个闲钱。人心已乱，就滋生了无政府主义。马蹬街的马老祥和柴镇娃儿是赌头。后营也有几个是惯赌，我马娃儿哥就是一个。在土地垭会，他带我们兄弟俩去玩过两次。大人们玩大的，小孩子玩小的，多少不限。我们一次压五角一元，玩了几把，竟然还赢了，觉得挺有意思的。手痒心也痒，回家以后还在琢磨。

当时赌博工具是两枚铜钱和一个木碗。由庄家把两枚铜钱转动，然后迅速用木碗把铜钱扣住，两个铜钱同面的叫“对子”，不同面的叫“干子”，所以人们也把这种赌博叫“弹干子碗儿”。参赌者按照自己的判断，压干子或压对子。此赌很快，一会儿功夫就能叫你输得分文不剩。庄家是不会输的，每一盘他都会从赢家手里抽头，一天下来，一部分钱就落在了庄家兜里了。对于赌博，革委会是禁止的，有时发现了，撵得赌博的满山跑，到处躲。

有天夜里，我马娃儿哥还带我到马蹬街玩了一次，在背巷道的一户人家里，昏暗的煤油灯下，几张疲倦的脸，瞪着带血丝的眼睛，一直熬到天明。我那晚一直看，熬得难受，天明才回家。几天后，不知是谁告诉了我大姨和兰芳姐，把我们弟兄俩叫去臭骂了一顿。从此以后不再赌博。直到若干年后，全国人民都在玩“国粹”打麻将，我依然坚守自律，我们兄弟至老都不赌博。

仲夏的一天，包我们队的工作员找到我，跟我谈心，说要跟我交朋友，我一听，喜出望外。他有四十岁上下年纪，白净脸儿，看上去，沉稳老练。听人说跟工作员搞好关系会有好处，在发搬迁补贴等方面有优惠。心想我的运气不错，能遇到这样的忘年交，说不定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有天下午，他约我晚上到马蹬街看戏。马蹬的戏楼没有了，一个露天的台子仍可唱戏。戏未终了，工作员说让我到他那里去玩，我不愿去，说晚上回家没有伴了。他说晚上不用回家了，就住他那儿。

他住在双眼井对面一家老宅子里，曲里拐弯，阴深深的。后营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马蹬。到他的住处后，喝了杯水，说了会儿闲话，他就安排我睡觉。我刚躺下，他也到我被窝里来睡，起初我以为他就这一条被子一张床，俩男人通榻睡觉，在那个年代也不奇怪。可他却来跟我睡一头，这时，我心里就大生怪异，觉得不正常。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缩作一团。他先问我生理上的事，我胡乱地应答着。继而又动手抚摸拨弄，我亦无反应。俄顷他就起身离去。再没理我。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回家了。其时，百思不得其解，只是觉得膈应人。此后那个工作员再没跟我说过话。

几十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各种思潮进来了，中国的各种禁锢逐步被打破了。我才知道他们是“同志”。通行的名称叫“同性恋者。”。但我不知那个工作员“同志”是找女“同志”还是找男“同志”，反正我肯定不是他要找的“同志”。哈哈，我曾有过这样一段奇遇，你想不到吧，我也没对人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