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相长（2 / 2）

喜哥详细地问了家里的情况，他父母的去世，兴哥家的情况，以及搬迁到大柴湖的现状，我都一一地讲给喜哥听。喜哥十五岁离家，在外闯荡了三十多年，听着家乡和亲人的变故，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激动不已。晚上，正英嫂子做了一桌我叫不出名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菜肴。一双儿女也回来了，他们长得很漂亮，像一对金童玉女。还有他们的一位同事一起吃饭。

吃饭时间，他们的同事听说我是他的堂弟，从老家来。就说让我正英嫂子给我安排个工作。我俊英嫂子当时在市革委会政工组分管人事，安排个把人也不难。不过我喜哥说，工作可以安排，但要作为知识青年先下乡锻炼一年才行。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是必须的程序。其实此时我已无意在云南找工作了。听到如此说，心想，不知道上山下乡是什么光景，一路上看着尽是大山，还不如回家当我的民师。所以就跟他们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们，然后我就回去了。

玩了两天，就没兴趣了，跟喜哥说我想回去了。喜哥给我卖了火车票和一些水果，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个旧回家了。

三天后回到家里，心情非常舒畅。就只当是回河南走了一趟亲戚，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以我的这次经历看，凡是青春期的男女，有点叛逆，做点出轨的事，都不必大惊小怪，大多都能自我疗伤，得到磨练，更好成长。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大的动作，也够浪漫的吧？我把这次出走看成是成长的过程。我没有父母长者，能给我及时点拨教育。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约束和自己的觉悟。

还有一个星期才开学，我每天照样到突击队里跟大家一起干活。谈笑依旧，毫无情绪变化。奇怪的是几天之后，刘菡蕊又通过山峰带给我一封信，意思是我们还可以继续恋爱关系。

你说这叫啥事嘛，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次转弯，把我甩出了大半个中国，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拜托你凡事过过脑子好不好。只所以以后对她笃爱之深，就是因为她心无城府，简约直率。别人是小事糊涂，大事明白；她恰好反过来，小事清楚，大事糊涂。我们后来结婚成家，几十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她虽不如能人强人，扶我助我，而贤良淑德，贤妻良母她却是承受得起的。

从1969年到1976年间，上层的政治是云谲波诡；下边的各级组织也是派系林立，争斗不断。动辄就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人们说话办事都很小心。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更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

鲁迅先生在《自嘲》诗里写道：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府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我虽没有世外的小楼可躲，但一所学校足以让我离开政治漩涡，在一个小天地里自享其乐。

那几年参加的跟政治有关的事情，不过是逢年过节画个刊头，办个宣传栏，抄写一些庆祝或批判性的文章。春节放假参加大队的演出活动。偶尔也组织学生排演几个短小精悍的小节目到工地慰问，到上一级参演。

民办老师中，谢雷鸣、刘山峰，刘利民，我们既是同事，也是执友，意气相投，爱好相同。课余时间打篮球、乒乓球，弹琴下棋。夏天的夜晚，下引河洗澡，回来睡在露天球桌上吹牛，说些异闻奇事。虽算不上“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在那个年代有三五知己，能恣意而谈，不揣猜忌，日子过得倒也轻松有趣。

我看聊斋等鬼神故事较多，他们喜欢听我说聊斋；我也喜欢听他们采来的趣闻笑话。

说有一领导，没什么文化，却好充斯文。说话好用成语，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常常会说成“君子一马……”下边的没法说了或者根本就不解其意。“骄傲自满”，他会说成“骄自满”等等。所以“君子一马”、“骄自满”就成了他的成语，大家都懂的。

有一次他念报纸，把班门弄斧念成班门弄爷。有人纠正说：“那个字念斧，不念爷。”他自我解嘲地说：“我说嘛，胆子够大的，敢弄爷。”轰堂大笑。

再有一次，学习列宁有关学习理论的论述。原文的大意是说：对理论的学习，就像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他自加解释说：“就像用布包着豆子，不能松手，一松手豆子就撒了。”反正多数人也听不懂，没有反应；听懂了的也懒得跟他较真儿。

总之，我们几个人就像一个小沙龙，谈天说地，妙趣横生，快快乐乐地打发着青葱岁月。

1973年秋刘菡蕊高中毕业了，回大队参加生产。回来不到半年，当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她上学三年，我们都保持着恋爱关系。学校也有几个男同学追她，向她表白，我不知她是对我的忠贞，还是爱情观念的原因，概以模糊对之，使追求者很难获取明确信息。有的是他跟我说的，有的是我听别人说的。总之，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从1971年那次以后她就没有脱过钩。

在任团支部书记期间，她也曾带民工到水利工地出过工，也经常到公社开会。跟她一起当团支部书记的，有的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有的被招工提干，走上了吃商品粮的工作岗位。除了能吃苦肯干、表现优秀以外，也有靠“会事儿”、懂潜规则而得逞的。

1974年她想入党了，写了入党审请书交给了组织。她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很好，二哥三哥都是党员。当时我们大队疑似我的对立面的所谓领导，找到刘菡蕊谈话，明说要加入组织，就要和王中华脱离关系。真真是狗屁逻辑，我们当时是什么关系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她跟我说了这事，我让她自己拿主见，要是愿意这样入党，那就听他们的。刘菡蕊对这些人也很反感，就不了了之。以后她再也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倒是我，一个影响别人入党的人，尔后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了党支部书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1975年8月份，棉花采购站下来招旺季临时工，她也报了名被招去当了一名临时工。旺季收购结束，她被留下来做了亦工亦农，工作相对稳定下来。

我给学生排演的节目，被公社推荐到区里汇演，有了点名气。红升中学就把我调去教革命文艺课，也教语文课。****时，初中就分了专业，我担任了文艺班的班主任。红升中学原来教文体的老师，改作专教体育课。他对我的到来很反感，在老师中挑拨离间。我一个年轻人，跟其他老教师们也没什么矛盾，大家相处得很好。他在无计可施之下，在一次我开班委会时，冲进我的寝室，对我大打出手，我们俩干了一架。事后他虽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检讨，借口说是“酒后无德，有失教师形象”云云。但借着这个由头，说我出身不好，还殴打革命教师，就由公社书记的外甥替代了我，我又回到了后营小学。

不是鸡汤，也能励志。承蒙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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