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相长（1 / 2）

 “天地君亲师”，在中国，老师是享有至高地位的，被排在五尊之列。文化革命中，虽被打入臭老九之末位，但当我忝为人师时，还是觉得有几分神圣。像我这样，缺师少教，常常被打入另册的人，竟能走上三尺讲台，给学生讲课，在觉得神圣之外，更有知识不足之憾。

我连初中的课程都没学完，仅有的一点知识，在社会上混混，浮皮了草，虚以应付还过得去。要认认真真地斧凿起来，就会显怯露馅了。于是我就开始恶补。除了当时一点可怜的辅助教材外，我还大量地借阅和购买了一些书籍。我当时担任的课程是五年级语文，高年级三个班的音乐和两个班的自然地理课。这些课程都是我喜欢的，也是我善长的。五年级是毕业班，半年后就升到红升中学去了。当年开课，有前两年停课的学生，也有当年升上来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两年后就返校任教的，也有继续深造，后来当了高中校长的。还有一些由于年龄偏大，过早就当了爹妈的。我一直在后营小学教书，坚持了八年，在这八年当中，我有了质的变化。

我买了鲁迅先生的杂文集和小说集。范文澜的全套《中国通史简编》。因为那个时候买不到别的好书。还借阅了《中国历史文选》和《历代文选》之类的文言书籍和部分中外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牛虻》和《聊斋志异》、《孺林外史》等。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中国四大名著的第一遍阅读。有的书是自己买的，但大部分都是怂恿学校买的。不是说窃书不为盗吗？那么买书也不算浪费。说实话，有些书当时买回来也看不懂，即便懂了，也没有实际的应用。当时领导逢会必讲的，就是老师要准备一桶水，才能教给学生一碗水。所以我的大量阅读应该还是有益的。书读的多了，慢慢就发现一些窍门。例如读文言和半文半白的书，只要认真的读，不会的就查字典，前边学过的就会成为后边的注释，后边的疑难就会越来越少。特别是古文中的典故尤其这样。如此就可以无师自通。字典查多了，熟能生巧，凡要找的页码，一下基本可以找到，或翻到该页的前后几面。可见我当时翻书之勤。忘了是谁说过，开卷有益，那怕是本农历。

除了读书，交友也是增加学识，提升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当时在中学教书的穆文轩老师、周文重老师、还有徐尚友老师，他们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学问扎实，为人厚道，洞察时势。凡我有疑问相求，从来就不吝赐教。特别是周文重老师，不嫌浅陋，与我成为莫逆之交。使我能常常就近请教，受益匪浅。

在教学期间，我不光如饥似渴地涉猎文史知识，对于音乐和美术我也兴趣浓厚。我买了质量较好的二胡、笛子和一些专业书籍。还怂恿大队花六十八元钱托谢荣瓖的老表从武汉买了一把小提琴。说真的，这除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外，对教学作用不大。六十八元钱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我忘了当时是怎样说服领导的。

八年，我在教育这块阵地上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为我以后的成长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很难想象当时如果不是当民办老师，而是去混两年高中或一直在生产队里上工种地，现在的我会是个什么样。这要感谢当年的大队干部们的“知人善任”，抑或是机缘巧合，命运使然。

我当民师时，每月八元的津贴。每年年终，大队给所在的生产队划去一年的工分总数参加分红。每个工分的分值三五分钱，一年下地，扣除七七八八的，也就能分个几十百把元钱。我们的生活还是十分困难的。为了解决烧柴问题，我天天早上起来，都要把学校小树林里的树叶扫起来，拿回家去烧火。假期或是星期天，我跟我哥哥到大洪山去割柴草卖了买粮。

一次，我哥哥先上山了，第四天是星期天，我去接他。因起得太早，走到关山天还没亮，黎明前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忽有一群恶狗，有的“汪汪汪”的高叫，有的“狺狺狺”地威胁，向我围过来。我手里只有一根绳子，盲无目的的抡着退着，一直退到听不见狗的叫声了，才绕过了遥堤。跑到山里，我哥刚好割够一车。我们装好柴草，杀好绳子，就约伴下山了。板车装得像小山一样，我哥驾着把，就好像被柴草埋住了一样，看不见人。山路崎岖，车载又重，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翻车。好不容易出了山，天又阴翳四合，下起了大雪。路更难走，过了长滩，天就黑了。当晚我们把板车停在路边，人就睡在柴车下面。早上醒来，踅进来的雪把被子都盖住了。趁雪末化，我们就继续赶路，到了旧口，因为下雪，柴草还卖了个好价钱。

有一年，我哥哥出外工，我一人在家。我一面要上课，放学了还要去打猪草，因为家里还养着一头母猪。不巧，正在这几天母猪发情了，我请假让我的侄儿帮我把猪赶到十里外的红光大队去配种。可能是没有经验，那次母猪怀了死胎。一次失败，几个月的工夫瞎耽误了不说，还搭进了猪食饲料。

为了生活，那些年我们什么脏活累活、难堪的活都干过。

转眼到了1971年的暑期，学校放假了。我和刘菡蕊还有其他的老师同学都参加了大队组织的学大寨突击队，大搞平整土地。这之前我们两个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未通过家庭。她家有父母亲、三个哥哥和一个大姐。大姐跟她的年龄相差二十岁。三个哥哥也都比她大很多，他们都已成家多年，各自独立生活。她是个幺姑娘，跟着父母住，也只有一间半房。

这之前，我姐带着我的大外甥来看我们，已经住了十来天，准备8月8日就要走，由我把他们送回去。7日晚上，我和刘菡蕊相约到学校里，告诉他明天我要回河南，并送给她一件的确凉白短袖，她也送我几斤全国通用粮票，要我路上用。临分手，一切正常。谁知在我的感情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发生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是要起大早才能赶到大同上船的。当我们正在忙碌着准备出门时，我的同学山峰来了，他拿来了我送给刘菡蕊的短袖和一封信。匆忙中看了信的大意。信中所述昨晚她回家发生的事情，其镜头和画外音，竟和两年前在刘瑞琴家发生的一模一样。这也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外，主要是头天晚上还信誓旦旦，一夜之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太快了点。更不该的是非要在我临出门时，把这个消息传给我。我一时还真有点接受不了。

从接到她的绝情书后，我就神情恍惚，做事心不在焉。站在船舷上，看着滔滔江水，我就想跳下去，又想着羸弱的姐姐和年幼的外甥，我若死了，他们可咋办。我压抑着，一路上一言不发。也没给姐姐说，不知姐姐是否误会。把姐姐送到家，我就到兰芳姐所在的桐柏供销社。因为兰芳姐知道我们的情况，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兰芳姐也很生气。

其实在我离家上船以后，就想着不再回去了。先到南阳，再去武昌，然后去云南。去云南找我喜哥，他在那里当那么大的干部，安排个把人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8月12日，我要走了，兰芳姐给我做了一身衣服，还送了我二十元钱。离开淅川，我就去了南阳，再转车去了鲁山。我的同学，最好的朋友大敏是市民户口，上山下乡几年之后，被安排在南阳东风机械厂。该厂是军工三线工程，所以建在山里，大敏当时任技术员。在他那里玩了一天，临走他也送我了十斤粮票。8月14****从南阳坐火车又去了武昌。

下了车我就先买好了去昆明的火车票。知青梁天津姐弟俩一年前就招工去了武昌东湖汽轮发电机厂。梁天津时任厂部广播员。她招工后我们还书信往来。她得到好的歌曲，如“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都会寄给我。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十分匮乏。除了唱语录歌，看样板戏，或几部铿锵的革命战争片，别的就没什么了。听“卖花姑娘”和“摘苹果的时候”等来自朝鲜的歌曲，那种有生活有情调的细腻表达和优美的旋律，使人如饮甘醪。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哥哥到窑上搞副业去了。我一人在家，生产队分了一大堆的红薯在地里，我放学以后必须要把它拉回家来下到窖里。恰巧当晚在“五?七”干校放“卖花姑娘”的电影。我慌里慌忙把红薯拉回家，连饭也顾不上吃，车子也顾不得下，撒开腿就向干校跑去。赶到那里，电影已放映过半。就这样，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得到了享受。

我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梁天津，他们姐弟俩陪我在食堂里吃了晚饭。京津说：“中华，你干脆也到武汉来上班，别老呆在乡下。”真还是个孩子。他哪里知道城乡差别、户口差别、身份差别的厉害。那时候的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你的命运，死活都在一个地方。吃了晚饭，我就到了候车室。临行，梁天津送了我一件精致轻便的塑料雨衣。她说：“南方雨多，带上备用。”我的同学朋友，他们都那么友善，虑事那么周到，使我感知了人世间的温暖。

在候车室的条椅上，我睡着了。去昆明的列车要开了，我被摇醒进站。到检票口，才发现火车票丢了。我赶紧去值班室询问，还好，有人交了一张去昆明的火车票。我拿着车票就进站上车了。火车行了一千多公里，沿途的风景我也无心观赏，只是闷头睡觉。中途又一次丢失车票，被乘务员捡起还给了我。可见我的精神恍惚到什么程度。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旅行，8月17日夜里到达了昆明。

第二天早上又坐上去个旧市的火车。昆明到个旧是米轨车，也叫小火车。云南十八怪里“火车没有汽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就说的是米轨车。它是由法国人为了掠夺个旧的锡矿和云南的其他物资而修的滇越鉄路。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坐小火车很好玩，两排座椅面对面，视线可以直接看到窗外的风景。正好是大白天，小火车驰骋在滇西南的红土高原上，看着云南的植被率并不算高。一路上除了大山就是****的红土地，没有湖北湖南浓郁苍翠的绿色。偶尔车窗外出现一片石林，感觉奇特好玩。后来听说那是卡斯特地貌；车过村寨，看到高大的树上挂着硕大的果子，还有旁边一窝一窝的竹子，十分别致美观。回家翻书，知道那挂硕果的大树是菠萝蜜树，一窝窝的竹子叫凤尾竹；还有那大片的香蕉林，一面面像镜子一样的高原小湖泊；还有路旁像柳树又比柳树高大的叫安树。听说它是外来物种。在澳大利亚安树是考拉和一些有袋动物的主要食物。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一副副独特旖旎的亚热带风光呈现在眼前。令人心旷神怡，抑郁顿释。

8月18日下午就到了个旧市。我喜哥家住在市委宿舍区，因我嫂子王正英当时在市革委会政工组上班。

不知是什么魔力，自从到了昆明再坐上小火车那一刻起，我的心情就开始转变。有点想家，想我新的家园，那里有我可以依赖的哥哥，有同学有朋友，有学校和我教的学生，我开始怀念那有滋有味的生活。我为啥要跑到这里来，这里是不属于我的。不就是失恋吗？不做恋人还可以是朋友。我这一走，不是连朋友也没有了吗？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不再小肚鸡肠，不再偏狭自私。

我喜哥见到我以后，心情非常激动，他已十七年没见过老家的人了。还是1954年他去北京开会，顺便回了一趟家。那次回家，我还依稀记得，他穿着一身退了色的旧军装，个子不高，国字脸，满脸是智慧和坚毅。我记得他拿出一沓子姑娘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花花哨哨的，给我父亲看，说这些都是追他的姑娘，要我父亲给参谋参谋。听父亲说，在家时他们爷俩关系很好。喜哥有什么事都会先跟他四爹说。见到喜哥，父亲很高兴，把正在下蛋的母鸡杀了给喜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