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序（2 / 2）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我一点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说话不多，依稀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当我征询，除了之前他在《明报月刊·发刊词》揭示的“独立、自由、宽容”办刊精神外，他在商业社会办一份亏蚀的文化性杂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回答得更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换言之，办《明报月刊》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明报》当初上市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至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资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经过多年经营，使《明报》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相信这也是《明报》无形的财产。

查先生在香港一九九七年回归前，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卖了明报集团。从经济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个大赢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罗孚先生的话，《明报》是查先生毕生的事业。查先生没能实现他最终的理想——找到一个如他所言的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极大的遗憾。明报集团其后的发展是可预料的。

查先生卖了《明报》集团，也想过另起炉灶，做一番文化事业。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在这份新杂志上连载。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社，为他策划新文化杂志。我们曾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言谈过好几次。每一次谈话，查先生的兴致都很高，他从一个隐蔽的酒柜取出威士忌来，亲自给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我们各握一杯酒，话题敞开了，天南地北，逸兴遄飞。那时的《明报》还是于品海时代，《明报月刊》处于十分尴尬局面。我毅然辞去《明报月刊》职务，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当时查先生与我签了五年合约，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医院，动了一次心脏接驳大手术。这次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我当时只带一位秘书过去。查先生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对原来计划也意兴阑珊。

张晓卿先生后来买了《明报》，我在明河社待了一年后，一九九六年重返《明报》，接手明报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时间，《明报月刊》的业务陷入低潮，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林厥先生和张晓卿先生的特别助理翁昌文先生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报月刊》主编，我一时推搪不了，这样一兼就十多年！

在《明报月刊》五十多年运行的漫漫时间之河，经历了九任主编。第一位主编是查良镛先生，之后担任主编的依次是胡菊人、董桥、张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兆申。从一九九八年起，我第二度接任编务。胡菊人历时达十二年，其次是董桥，也有七年。我在前一时期做了四年，后期做了十八年，合共约二十三年。

一本综合性文化杂志在商业社会可以生存五十年，《明报月刊》是一个异数。记得李欧梵兄在《明报月刊》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中曾撰文，质疑像《明报月刊》这类平面出版物能维持多久，倒是十五年后的今天，《明报月刊》依然无恙。《明报月刊》所走的这条道路，前途肯定崎岖不平。像《明报月刊》这样坚持“中性价值”“不党不私”，可以兼容不同意见的文化杂志，相信眼下是罕见的。我想，只要历史使命未完成，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