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分析家的[评论]（2 / 2）

而以明代的交通通讯环境、人民教育水平，最多能够容纳州府一级别的自治，绝对无法承受全国范围的自治。

因此，那些幻想在明代就实行全国议会的想法，都是痴心妄想。

实施这种地方半自治制度，必须循序渐进而来，不能马上在全国推广，因为这种制度初期的混乱和无秩序是很麻烦的问题。

因为这个制度还有一个危险，即初期，在人民不了解这个制度，不熟悉这个制度的情况下，各州府的乡老会，容易被地方豪强们联合贪官们所霸占！

而一旦这种乡老会被地方豪强和贪官们霸占，普通老百姓就很难再控制了。贪官们联合地方豪强，有无数的手段可以让乡老会成为他们的一言堂。

最好的实施方法，是先精选一批清廉的优秀官员，不超过30个，然后对这些官员培训。然后将这些官员任命到一些选定的州府，用5－10年的时间，让这些官员指导、培育这几十个州府的地方自治展。

一开始的时候，由于人民对该制度的不熟悉，可以缩小乡老会的权限，即乡老会拥有对低级官员，如保长、甲长、吏员、其他辅助官员的任命权和罢免权，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权、审核权。

当这个制度实施几年后，可以将县丞、同知一级别的中级官员罢免权交付给乡老会，并将地方财政的预算权、审批权，地方军队的监督权也交给乡老会。

最后，才是将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罢免权、地方财政的全权、地方军队的罢免权一起交给乡老会。这时，已经熟悉了民主制度的人民，会很重视自己的选举权，不再会被地主豪强轻松夺去言权了。

当全国有这么几十个样板后，再逐步将之推行到全国，就不是那么艰难了。这时，就能有效起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应了。

再说说地方军权。

有人会担心，给予地方自治的同时建立地方军队，会有危险。在下不这么认为。

先，除了国朝和清朝以外，中国绝大部分中央帝国都会建立地方部队。一方面是因为汉人王朝对本民族向心力的自信，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太大了，单单靠中央军队，是无法灵活反应的。

当然，除了东汉和唐朝，各朝代都对地方部队有很多限制，最基本的限制就是，行政权与军权的分离。

而在下设计的这个制度，行政权和军权也是分离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有义务为地方军队提供补给、装备，甚至有权利监督地方军队的训练、管理，但绝对没有对地方军队的指挥权。同样，地方的另一个权力机构，乡老会，也对地方军队的训练、装备等情况拥有监督权，甚至拥有对地方最高军事长官的罢免权，但是却没有地方军队的指挥权。

有人会说，如果乡老会依仗其财政权以及同乡关系试图控制地方军队怎么办？且不说区区一个州府的地方军队能够对中央政府造成什么危害，至少地方军事长官的任命权把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只要这个军事长官不特别无能，至少能够将这个情况汇报到中央政府吧？

况且，乡老会作为一个规模较大的权力机构，拥有上百名乡老，很难想象这上百名乡老大都能够铁心造反－－－－－－造反这种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取得共识的。同样，也很难指望拥有上百名乡老的乡老会，能够将造反这种及其需要保密的工作无声无息的实施。

在下设计的制度中，各个实施了半自治制度的地方州府，必须建立一只规模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军队，这只地方军队的装备、补给、军饷都由该州府乡老会承担。但是这只部队的一部分，必须经常性的在帝国的边境服役（即客军），客军在外的大多数费用，也应该由该州府负担。

另外，这只地方部队的训练、装备情况，需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监控，如果其装备、训练水平较低，中央政府将根据相关法律，对该州府实施惩罚性税收－－－－－－即大幅度增加对该州府的税收。

这样，这只地方部队的训练、装备水平就直接和该州府人民的个人利益挂钩了，为了避免本州府受到惩罚，乡老会一定会密切监督这只部队的训练、装备情况。

至于标准的制定，应该能想出很多，最简单的一个就是长途负重行军。这个考核非常简单，也很难作弊。话说回来，一只部队如果能够完成这种任务，估计战斗力也不会太差。再结合其他的制度，保证这些地方部队的战斗力还是不难的。

这个地方自治制度还有一个要点：即该制度最好只在汉族人口超过90%的地区执行。因为只有汉人，才是华夏文明的脊梁，只有汉人，才有大一统的先天性热爱。

这一体制下，由于乡老会、人民的监督，地方政府的清廉是很容易得到保证的。

而当大部分地方官员都清廉时，中央政府出现的情况虽然未必能够完全避免，但是至少容易控制很多。

等到外部条件许可时（交通、通讯、教育），建立国家议会，实施君主立宪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最后，我想说明的一点是

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那些愚蠢的民yun分子，为什么永远无法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把民主当作了目的。

什么是目的？目的是华夏文明的强盛，目的是华夏人民的幸福，我之所以建议采用地方民主制度，是因为我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是最有效的达成以上目的的手段。

当然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看完我全部帖子（也许有些难度），就应该知道我对中央集权的喜好和大一统的热爱了。

………………………………………………

作的话：

养廉银其实只是从人道主义出，让官员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我粗略算了下，假设米价桓定不变，然后一石米等于一两银子，明朝一两银子相当于目前多少人民币有多种算法，取其中一种比例进行计算。

知县年俸理论上是九十石，算起来月薪也有3000了。可问题是3000月薪有一大家子要养。这样假设一下，假设知县的收入一共需要供养十个人（父母、妻妾、儿女，此外还有仆人——清廉到海瑞那份上，也是有仆人的），即便不考虑人情往来等其他消费，人均也才300元。

给知县五倍于本俸的养廉银后，知县的本俸加养廉银大致相当于今天20－30万人民币。这样一来，想要做清官，便不至于穷得象海瑞那样了。

财产申报制度在我看来，其效果与政治清明与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古代人们都将田产视为财富，有钱的人都会尽量购置田产。如果某官员财产申报说自己家产只有五百亩田，则御吏等监督机构现他有七百亩田，就可以抓住这这个贪官的把柄。当前，财产申报制度挥作用的前提是官场风气尚好，官员相互之间不至于官官相卫。

一字并肩王王府设在南京，而一字并肩王名义下的监察部设在北京，也就是说，一字并肩王只是名义上的领导，并不真正管理这个机构。由于一字并肩王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而且又没有兵，因此谋反的可能性不大。

其实我最看重的反腐措施是两个：第一个是告无罪制度。官员告之后，贪污受贿的财产一半上缴国库，另一半作为该自官员的合法财产。这时，行贿被处以惩罚：经济方面的处罚是罚款行贿金额的两倍，其他方面的处罚另说。而如果行贿告，则行贿金额返还行贿。如此一来，行贿受贿之间就不可能相互信任——缺乏信任，那便没法合作。

第二个看重的反腐措施是：侦察人员侦破贪污案件后，贪官家产抄没，其中一半作为破案人员的奖励，另一半运入赃罚库，作为养廉银定期向京官放。如此一来，想利用权势帮助贪官脱罪的行为就会激起京官的众怒。

这两条措施都充分利用了人性。确定告无罪后，那么行贿案件就会大为减少——行贿会担心，行贿之后一转身就被官员告了，官员可以白白获得贿金的一半，又不用担心犯罪。第二条措施则有利于打破保护伞。如果一个知县被立案侦察，某尚书或因为受过他的好处，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干扰破案。在没有第二条措施的前提下，一些知道内情的京官或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平白无故何必招惹这位尚书呢？得罪了他，万一他记恨在心将来报复怎么办？正义感一般的京官都有可能这么想。但实施第二条措施后，该尚书干扰破案就会激起众怒——坏人买卖如同杀人父母！你得了好处去帮他，可我们的养廉银还没着落呢！于是群起而攻之——干扰破案的行为不可能太隐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