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三章 恐怖的鼠疫（1 / 2）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九，也即公元1644年2月16日。

这天的黄昏，在北京城内一条空荡荡的大道上，一个福建人低着头孤独而疲惫的行走着。

虽然现在是冬天，天黑的早，离起更（一更，19点）开始夜禁的时间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招牌林立的大道两侧所有房屋的门窗却诡异的全都紧闭着。

而且别说道路上完全见不到任何其他人影，就是四周的角角落落里也看不到任何活物，包括乞丐。

甚至连猫、狗都绝了迹。

只有空旷！

可你要说没有人气，又是不对的。

四围房屋内杂乱而响亮的叮叮咚咚敲击铁器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

吵的人心烦！

也告诉着这个世界，这里有人，大部分房屋里都有人。

但这也让周围的一切显得更加诡异，然后可怕。

不过福建人应该是不怕的。

他走的不紧不慢，偶尔还会驻足抬头环顾一会儿，发会儿呆。

他的脸上没有恐惧，只有忧愁。

天气很冷，福建人的心也很冷。

这个新年，他过得很糟心。

虽然北京的严寒令他很不适应，但连续好些天，他还是满怀希望的每日早早就出了门。

对他这样一个担任后补县佐虚职的人来说，新年是最好的、可能也是最合适的去接近那些曾经难以靠近的各种实权派官员的机会。

但遗憾的是，他目前只有失望。

这些天下来，除了累成狗和被冻得鼻涕哗啦，福建人竟几乎无所成。

别说当面给官员们拜年了，绝大多数官员家的门他都没进去。就是有个别侥幸见到面的，也都不是位高权重和有话语权的。

瘟疫让官员们几乎谢绝了所有生客。

就是他反复报上甚至介绍自以为已经有了些名气的姓名和事迹也啥用没有。

好像达官贵人们对他所做的一切根本没兴趣或者不想感兴趣。

当然也有可能是对他本人唯恐避之不及。

因为有时候，当明白了他是谁后，那些官员的仆人们居然会大惊失色，然后惊恐的躲避，并在没有为自家主人通报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用木棍和扫把分隔着彼此距离将他迅速赶走。

这令福建人非常郁闷，也非常上火。

突然，在大道的拐弯处转出一个行人，这冷不丁让双方都吓了一跳。

不过惊讶过后，福建人马上向对方露出一个微笑以示友好，然后迅速调整了一下自己颓废的仪态。

但行人却继续惊恐的看着福建人，并停下脚步犹豫起来。

当明白了福建人丝毫没有停步和绕开彼此的意思后，那人很快变得更加惊恐。然后匆忙向道路一侧跑去，接着手脚娴熟的直接爬上了墙。

看着对方宛若老手般在墙上开始熟练的行走和翻越屋脊，并直到自己身后很远才跳回道路上远远跑开，福建人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一脸的苦笑。

他知道那人是想躲避瘟疫，并没做错什么。

“薄暮人屏不行…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清初笔记《甲申朝事小纪》记下了北京城当实的真实写照。

福建人的心情很复杂，很疲惫，也很萧索。

连日来的奔波，自己能不能进入上官们的视线，他其实不那么介意。

他在意的是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向上官们推荐自己的发现，推荐自己连月来在诊治瘟疫方面的心得。

瘟疫如此汹汹，但国朝上下却始终消极被动，几乎无所作为。

他的心在滴血！

福建人是去年十月才来到北京的，当时北京的情况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

整个北方普遍爆发了瘟疫，颇具医术的他早已有耳闻。

这场瘟疫实际始于崇祯六年，最先是在山西，然后开始向周边扩散，并在多个地区引发了十室九空的大疫。

结果，瘟疫不但加剧了西北的混乱，也进一步刺激和扩大了民乱的规模，并成为农民军蓬勃发展不可遏制的有力推手。

到了崇祯十三年，疫情也传到了直隶。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出现了大疫，多个县出现了人死大半的记录。

崇祯十四年，疫情又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也是在这一年，疫情传入了北京城。

不过，当时未在北京城内引起大爆发，而是在周边的天津等地有大规模爆发。

由于记载和范围都比较广，加上自古就有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说法，因而蝗灾和旱灾连连甚至规模空前的北方会爆发瘟疫并在有些地区产生极大烈度对懂医术的福建人来说并不意外。

只是福建人没想到，北京的情况也会这么严重。

这可是京师啊！

其实，北京的疫情全面爆发是在崇祯十六年二月，也就是去年二月，然后以恐怖的烈度迅速席卷了全城。

仅到了四月份，城内死者就开始日以万计了。沿街的小户居民也十之五六死去，别说街头玩耍的小孩子再也见不到了，就是乞丐都死光了，最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住了。

由于老百姓也就是民间给这场瘟疫起了一个“疙瘩瘟”和“疙疽病”的名字，后世的人们也因此得以确切的知道了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鼠疫，并且是腺鼠疫。

腺鼠疫患者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淋巴结肿大。而当时的“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这种传染之烈也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威力。

到了十二月份，北京城内的死亡人口有记载的数据为“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这还是统计到的，没有统计到的肯定还有。

要知道这时的北京全城人口据估计也只有八十至一百万左右，也就是说最保守的是鼠疫已杀死了全城五分之一的人。

平民如此，军队的状况自然也不可能好。

北京的官军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干脆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李自成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以至城墙上要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甚至有一个不能太确认真伪的统计。

据说北京爆发瘟疫之初有2.7万匹战马。但到了李自成破城之前，北京的军队中能够作战的马匹就仅剩下了1000匹了。

而一个更大的估略和很不能确定的统计则认为，崇祯年间这场持续性鼠疫总共造成北方地区先后损失了一千万人口。

同时，这场鼠疫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超级瘟疫大流行之一。

另一次超级瘟疫是在两汉交替时至东汉时期。

这个时候，估计很多人也能理解为什么面对清兵的第七次南略，大明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庞大军队居然匪夷所思的无所作为了，以及清军为什么在巨大的优势面前都不靠近北京城和坚决绕开一些地区了。

北京及周边正在爆发的这场超级瘟疫肯定是一个方面。

但疫情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崇祯皇帝又干了什么？

他一开始居然什么都没干。

直到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

这时，崇祯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甚至面对宫中出现的不幸受害者，崇祯也继续发挥了抠门的本性。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尽管宫人们死亡很少，但还是连这个钱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