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贝子庙沧桑(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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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你想,如果臣民在生产之余人人修行向善、逆来顺受、解脱超度,天下便少了争斗、少了暴力,统治者的江山不就稳坐无忧了吗?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南朝的宋文帝就发现了这一好处,他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辽太组耶律阿保机最早将佛教引入了草原,这是他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所采取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后来,他的子孙们显然已突破了这种意识,与内地其他帝王对佛教的认识相差无多了,既盖庙又建塔,搞得有声有色。

最阴毒的,当数清代皇帝了,他们为了加强对蒙古高原的统治,除了打破原有蒙古部落建制实行盟旗制度外,另一重要手段便是盖庙,利用佛教来怀柔蒙古民众。康熙就曾说,在蒙古地区“建一寺胜养十万兵”,而乾隆的话就更加直截了当了:“然蒙古衰弱,中国之利也,以柔驯蒙古,中国之上计也。”清礼亲王昭桩曾一语道破天机:“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徉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我面前的这座贝子庙便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有了这样的“宏观调控”,导致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草原上人口锐减,疾病激增,生产停滞,民族意识消沉……

有历史学家认为,辽国的灭亡缘于佛教的过分泛滥:国民的斗争意识削弱了,当侵略者的屠刀横在面前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这当然是统治者们不愿意看到的,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那些教徒们真的就那样一心向佛吗?佛门净地难道真的就清净如世外桃源吗?

列出这样的问题,我自己首先被吓了一大跳。

历史上不乏代代高僧,以一颗颗慈悲之心苦苦寻找着普渡众生的路径。然而,人类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人人都身处其中,要保证不被污染确实很难。佛门静地一旦掺进了政治、经济,也就跳进了染缸中,再新鲜的羊肉也要长蛆了。

先说辽代。皇帝给和尚封了高官,寺庙还可以拥有“寺民”,还可以向这些“寺民”收税,这些现象本身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一个庙宇一旦行使起了政权职能,它就不可能清净了。佛教本来是为了引渡众生的,信徒必须放弃贪欲以求超越,在有了禄位有了金钱之后,他们会将众生引渡到哪里去呢?

再说我面前的这座寺庙。贝子是清廷的封爵,以爵位名称命名的庙宇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几个。贝子庙是政教合一的庙宇,我实在搞不清楚当时是教大于政还是政大于教,或政便是教教便是政。再看几任活佛的寿命:一世巴拉珠尔顿德布,60岁;二世阿格旺老布桑旦毕扎拉曾,76岁;三世老布桑旦金础勒特木吉木朝,26岁;四世老布桑海旦旦金其木朝,15岁;五世老布桑海达布帕仍来拉布吉,31岁;六世老布桑图布登力格尼玛,4岁;七世阿格旺老布桑巴却金,23岁。

这就奇怪了,除了“创业”时期的两位活佛外,其余几位为何全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看似一片香火,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后来的活佛在坐床时都还是少年,庙里的大权掌握在那些老喇嘛手中,这些少年活佛不过是摆设而已。当这些小活佛一天天长大,明白了自己位置的重要性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就到了——那些老喇嘛没有一位愿意得到清朝重臣鳌拜的下场。

现在,好多已经残破不堪的庙宇正在重修或重建,我只是不明白,重修或重建这些庙宇,目的何在?是为了弘扬佛法吗?细细想来,好像与弘扬佛法并无太大的关系,不过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作招徕游客的幌子罢了。

我也有几位喇嘛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进餐,他们酒肉传肠过,只是摸不清他们的心里有没有佛祖。他们同样娶妻生子,谈论的话题也是怎样利用庙里的设施来创收。除剃了光头外,也看不出与常人有何差异。

每次游览庙宇,当那些喇嘛或和尚门神般地守在门边,伸手向人要门票的时候,我的心里总不是滋味。

我已游过了太多的庙宇,懒得再走进眼前这座大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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