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贝子庙沧桑(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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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子庙沧桑

此刻,我站在贝子庙前被刻意装饰了的宽敞的广场上。艳阳斜照,游人如梭。广场两边那富有民族色彩的建筑散发着浓郁的商业气息,与庄严肃穆的庙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片空地原本商贩云集,市声鼎沸,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商业区,热闹非凡。没曾想,几年时间没来这里,竟然变成了如此模样,真令人感叹。

在成为商业区之前,这里是主要的佛事活动场所,日本人江上波夫在他的《蒙古高原行记》里就记载过1931年在这里举行的盛大的打鬼大,即鹊玛表演,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跳鬼”。

再往前推呢?这里该是一块美丽宽阔的草场吧,牛羊撒欢,百灵高唱,锡林河像一条吉祥的哈达,在蓝天白云下书写着草原的美丽。据说,这片草原上开着一种黄色的小花,每到夏季,金灿灿一片,格外好看。佛教崇尚黄色,于是在确定庙址时便选择了这里,这里从此有了这座庙,同时有了“贝子庙”这一地名。庙的规模越来越大,喇嘛越来越多,来礼佛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这些人都需要消费,明智的商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先是在庙旁摆移动货摊,接着建固定商铺,循序渐进,遂成街镇。形形色色的人渐渐多起来,佛门净地也就不那么清净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执掌伪蒙疆大权的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发出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喇嘛可以娶妻。”好家伙,那些年轻喇嘛们立即像孙悟空摘去了紧箍咒,一下子不受约束了,纷纷建立起家庭来,庙的锐气顿减。这座庙真正遭受到灭顶之灾,还是在“文革”时期,佛像被砸毁,喇嘛被驱散,宗教活动完全停止,那些佛法无边的万能的天神原来同样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三十多年来,只有那残破不堪的庙堂空对长空,似乎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那屋顶上丛生的杂草在秋风中发出阵阵无奈的叹息。

如今,这里的晨钟暮鼓又响起来了。

先有了贝子庙,然后才有了锡林浩特。贝子庙已存在了三百多年,而改称锡林浩特不过五十余年的历史。由庙而发展成城市的例子,这里很具代表性,所以,到锡林浩特来旅游的人,都要到贝子庙来看看。我只是不知,当游客了解了贝子庙的沧桑变故后,会有何感想?

一个问题已经困扰的我好多年:历史上,为什么北方民族那样热衷于佛教,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单从文化遗存看,四大石窟几乎全由鲜卑拓拔氏最初开凿,辽金两代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佛塔,清代就更不用说了,遍地庙宇。

我曾经从两方面思考过,但至今仍觉得不全面。

一方面,北方民族之所以能够接受佛教,关键在于佛教自身的文化现象。在佛教传入草原之前,人们不能深刻理解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认为有神灵在主宰着一切。那时,人们信奉着古老的萨满教。然而,萨满教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特定的创始人,没有寺庙,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并且崇拜多种神灵。虽然有时也设祭坛,也举行一定的仪式,但只是虚妄的,神神秘秘,人们想象不出神是什么样,又有什么本事,用什么手段来降福、降罪于人类。而佛教则不同,佛教将人们想象中的神全都具体化了,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那软绵绵的诵经声能让人陷入遐想,那响亮的晨钟暮鼓能让人产生震撼。佛教的教义更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六道轮回”让人们明白了何为善何为恶以及行善和作恶所带来的不同因果。爱好自由是人的本意,而“四大皆空”更加符合慢节奏的游牧生活特点。于是,他们有了向往,有了追求。他们即使自己不能到庙里去当喇嘛,也会派家庭成员代表他们去了却佛愿。

而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

辽代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辽代的皇帝不但提倡民众向佛,还经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不但优遇他们,还位以高官、封给寺庙以土地和民户,这些民户还必须将半数税金交寺院,辽代的尚佛达到了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程度。

清代,朝廷为了鼓励蒙古族人民出家当喇嘛,免除了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差役,拨付大量国库资金兴建庙宇,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出家当喇嘛的热情。

有了统治者的强力推崇,有了民众的自愿,天时地利人和,佛教发展起来就像风中的纸鸢,自然会扶摇直上了。

写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历代统治者为何要大力倡导佛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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