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家园（1 / 2）

 钢柴芦苇割完了，露出了柴湖真面目：土地高低不平，沟汊纵横交错。一遇雨天，水无处流，路不能通，各大小队都成了一个个孤岛。别说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上厕所，办生活这些起码的生存活动都困难。

看到这种情况，有的思想开始动摇，有的已经返回淅川。返回去的，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在水边搭个窝棚，开点荒地为生。大柴湖的领导更是忧心，他们上郑州、下武汉；找领导、要政策；跑物资、求援助。

几项大的治理项目开始了。除了正在修建的围堤工程外，又从京山、天门、荆门、钟祥调来万余民工，开挖了两条二十余公里长的引河。十几台东方红拖拉机也开进来了，大柴湖沸腾了。

万余民工晚上住在移民的家里，互相交流，互通有无，有的建立了友情，工程结束后还走动了多年。白天他们分布在两条引河工地上手挖肩挑，像两条黑色的巨龙，战天斗地。

一台台七十五匹马力的拖拉机翻起了沉睡三十多年的黑土地。地下的芦根盘根错节。为了斩草除根，移民们在拖拉机后边一根根一节节地捡拾着。新翻的土地引来了各种鸟类找食昆虫。构成了一副气势恢弘的大生产油画。

外地民工走后，大柴湖又组织本区人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自己的双手，开挖修建了近百公里的大小渠道和六十余座各类桥梁。大柴湖有了纵横交错的渠网，中小雨水渍害，做到随来随走。大的水患也不会酿成灾害。新修的围堤，成了五万移民防洪安居的屏障；桥通路顺，移民的生产生活可以四通八达。

与此同时，柴湖建立了一所高中，六所初中和每村一所小学。设立了一家卫生院、六家卫生所和各村的卫生室。

至此，柴湖新家，雏形初现。1969年秋产出了第一批粮食和棉花。尽管产量不高，收成不丰，可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移民的心安下来了。

1969年的秋末冬初，我们的大队书记和长滩的一个书记结为亲戚。为了答谢我大队社员到他处割柴草给提供的方便，大队组织了曲剧演出团，赴山里慰问演出。这是一次很好的文化交流活动。当地演出的节目，一般都是歌舞或小型的活报剧。而我们演出的则是整本的革命样板戏移植的曲剧。完整的剧情，优美的唱腔，还有那豪放丰富的大弦伴奏。当时没有扩音设备，更不要说高质量的音响。全凭着曲剧的演唱特点，高喉咙大嗓子的真嗓演唱。山里的人们感到非常新奇。一场接一场地演出。尽管我们演出的水平不高，但还是受到当地人们的热烈欢迎。

长滩深山里，物产丰富，树林茂密，田广粮丰。家家深宅大院，院院生火塘，塘塘挂腊肉。我们在那里演出期间，干部们安排得非常周到。每到一家吃饭，必有薰肉、活鸡、鲜鱼和糍粑。薰肉和糍粑我从来没吃过。每家的火塘上面都挂着大块大块的猪肉，长时间经松柏烟火的薰烤，其香清美，肥而不腻。绝非现在市场上供应的产业化生产的薰肉所能媲美的。每餐的丰盛程度，几乎有些奢侈，令我惊叹不已。真是小庙里的爷吃不了大供享。

我们能演出整本剧，离不开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叫谢荣瓖，我们是世交。我父亲和他父亲在旧社会都是淅川县的文化人。他父亲善长弹三弦，尤其是弹唱大调曲子。有其父必有其子。谢荣瓖对大小调的曲牌都很门儿清。只可惜刚解放时，他和我哥捡了一些子弹玩，被炸掉了一只手。所以他不能参加演出，只能做导演和配曲，兢兢业业在幕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另一位就是我的兴哥。他拉大弦不要谱子，全记在脑子里。我拉二胡或吹笛子给他协奏。叫他跟团拉大弦，如鱼得水，能拉出花儿来。只见他弓走龙蛇、手若挽花、摇头晃脑、自得其乐。观众看他，就是一景。

我当然不只是去协奏伴奏的。每个剧的男主角一般非我莫属。例如红灯记的李玉和，智取威虎山的少剑波等。给我配戏的主要是刘菡蕊。我喜欢跟她搭戏，也喜欢人们戏说我俩的关系。戏外我也找机会接近她，关心她，帮她做些事。可她就像木头一样毫无反应。我知道她内心里也有我，我家的条件差，总想得到她的明确表示，可就是等不来。

当年我已二十岁了，是一个成年男人，但还不是个成熟的男人。村里有两个女孩总找机会跟我搭讪，并找我的表姐表嫂轮番给我说媒。大有逼亲的意思。一段时间，我心里充斥着焦虑和不安，也有自卑和自负。夜夜在我家门外用笛子吹着忧伤哀怨的歌曲。希望她能听见，到我跟前来，给我一句明白话，我就会排除一切干扰等她。但一直没有来。那段时间也没排戏，无缘见到她，心里很苦闷。

我给河南写信了，给我的姐姐，我大姨，也给刘瑞琴写了信。要论起来，刘瑞琴才是我的初恋。在信里我描述了大柴湖的现状：有高压电线、有东方红拖拉机、还有无山的平原等尽拣好的说。尽量写得富有诗情画意。没几天，刘瑞琴给我回了信，明确表示她喜欢我，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当时是幼稚浪漫有余，直面现实不足。我决定回趟老家，一来探亲，二来跟刘瑞琴见面。那个时候回去一趟决非易事，但我还是说走就走了。

从大同坐船，因为是上水，一天才到转斗湾。夜里住在候船室里，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江边北风凛冽，旅客长夜难熬。我同村的伙伴刘三乐带了一床薄被子，我们两个在铺草上通榻而睡。

初更时分，有几个武汉的女知青，因为太冷，就不停地唱歌跳舞。夜里我睡醒了，歌声也停了，却发现我们的被窝里多了无数只脚。原来那些知青跳到夜深，又冷又困，就失去了矜持，忘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把脚伸到我们的被窝里东倒西歪地睡着了。